自从看到一篇叫做《非典与港台的反应》的文章，出乎意外地，我和此文作者－－－昔日的“保钓骁将”俞力工在网上冲突起来。

    这篇文章令我感到匪夷所思：一个喝台湾水长大的学者，居然严厉指责“台湾求入世界卫生组织遭拒所引起的激烈反中情绪”，甚至把中国性病（包括艾滋病）、毒品、黑社会、风化事业等问题，全都归罪于港台同胞的“奉献”，并断言：如果北京政府把这些问题泛政治化，大陆人民的情绪会达到“一定要血洗港台”的高潮。

    字里行间，此文对中共的劣行，岂一个“护”字了得；对台湾加入世卫的正当要求，岂一个“恨”字了得。如此变态的爱憎情感，到底从何而来？笔者当即在论坛上贴质疑：“俞先生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区别：港台同胞对大陆性病、毒品和黑社会的‘奉献’，并不是由港台当局故意隐瞒造成的。据说俞先生是国民党官员家庭出身，却如此帮欺骗人民的共产党说话，这种转变如何会发生？”

    就这样，由笔者肇事开始，一场来自大陆的海外华人vs来自台湾的保钓左派的网战爆发。一些原本在“海纳百川”论坛潜水的文章高手纷纷露面，热烈参与讨论。但由于俞力工躲躲闪闪，不太正面回应，也不肯应笔者要求去邀请其保钓一代同仁前来助阵，因此，这场网战大陆人虽胜不喜，但却对我们认识保钓时代，认识历史和今天具有相当的意义。

    由爱国保钓走上左倾拥共

    像笔者这样在童年时代曾经目睹大陆红卫兵运动的人，虽未亲见1970年在台湾和海外发生的“保钓”，但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风云激荡、如火如荼的情景。这个运动如马英九所言，基本上是“不分统独、族群的爱国行动”，目的是坚持钓鱼岛属于台湾，最初带有纯粹的民族主义色彩。

    1971年以后，保钓运动达到戏剧性的高潮－－－急速进展到中国统一运动。中共总理周恩来数次接见海外保钓学生，并将保钓运动同五四运动相比。由于中共地下党暗中支持，保钓左派和右派从此势不两立。右派学生如马英九等，成了今日台湾保钓主流。而在当时占优势的是来自台湾的左派留学生，他们后来把“中国统一”作为奋斗的最主要目标。

    今天，保钓左派回忆当年心情，形容为“杜鹃泣血，李陵悲风”、“爱恨及强烈的家国之思”，虽有夸张之处，却多少反应了他们投身运动的初衷。他们满怀着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以宗教般虔敬的心情，去讨论中共宣传的文革新社会。受美国六十年代青年反越战、反传统生活价值的影响，他们不满给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美国强权，更要反抗让自己享受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

    青年的单纯、幼稚和热情是可以原谅的，况且，保钓一代中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共产党在文革中的血腥罪恶逐渐被揭露出来，特别是六四大屠杀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不少有良知的老保钓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多年的“爱国”追求，竟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梦，他们感到痛苦和后悔。据说美国的一些保钓派现在“改邪归正”，由原来激进的团体，转而竭诚为侨胞服务。

    然而，仍然有一些老保钓执迷不悟、择恶固执，在中共统战的陷阱里越陷越深，从单纯可爱走向无耻可怕。在美国侨界，有著名的亲共活动家花俊雄，此人当年被中共推荐到联合国任职员，从此死心塌地做中共的马前卒，其所作所为众所皆知。

    在欧洲，小有名声的保钓左派，便是政论专栏作者俞力工了。此人原籍大陆，出身台湾，1964年随其父俞叔平（原国民党派驻奥地利公使）移居奥地利，后留学北美，现侨寓中欧。这些年来，俞力工以他的一枝健笔，在中共国务院侨办主办《华声月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大谈国际政治，以批评美国和台湾当局为己任，百般维护中共专制政权。俞力工目前担任奥地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活跃在欧洲侨界，和中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国民党子弟不肯物伤其类

    尽管长期旅居欧洲，并自诩为“自由主义左派”，俞力工却少有欧洲左派的人权观念，而是把中共篡夺的国家主权视为高于一切，把专制政权视为“祖国”，为之奉献终生。

    西方左派一般反专制，他们在本国往往是争取民主的先锋。冷战之后，他们大都和斯大林毛泽东划清界限。在理念上，西方左派大都讲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所谓无产者无国界，志在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而俞力工式的保钓左派，却与中国大陆左派一样，只讲主权不讲人权，只反美而不反专制，与具有社会关怀的西方左派判若云泥，只能定义为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伪左派”。

    这里有一个触动笔者内心情结的问题：自小因“国民党崽子”的身份，在大陆被视为贱民，被赶出校园，乡下劳改，受尽歧视与欺凌，笔者因此信奉“不论政党，只问人权”的原则。然而，这些年在海外，眼见那么多由于父辈逃去台湾而生活优裕的国民党子弟，如新党的李庆华，一个个争先恐后去大陆，赞美共产党的统治成功。

    前面提到的保钓左派，也是以外省人的子弟为主。那些人的父辈，不少是如俞力工的父亲一样，在国民党政权里有一定官职，他们有能力把孩子弄到美国去留学，结果这些子弟却心向北京。

    这就超出了笔者的理解力。既然这些老国民党子弟要如此亲共，他们的父辈为什么要在当年和共产党你死我活地浴血奋战呢？几十年过去，共产党本质未改，为什么他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对共产党侵犯人权的罪行视而不见？台湾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些逃来的外省人，为什么俞力工们却以仇恨回报台湾？正是美国的干预保护了这些国民党败将，为什么他们的子弟反美国“侵略”会反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最让笔者伤心的是，俞力工之类躲过了中共肃反、文革大劫的国民党子弟，对我们留在大陆遭受苦难的同类，毫无物伤其类的恻隐之心。他们自己没有苦难的经历，习惯于把受苦的人和天生的贱民等同起来，把共产党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历史的必然。

    臭蛋、迷魂药和失落感

    幸好海纳百川论坛有不少头脑清楚的网友，他们帮我做了很好的分析。一些成长于台湾的外省子弟持一种很奇特的政治立场：比大陆的中国人还亲中共，比中共还恨民进党和台独，是有其根源的。综合网友们的看法，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点解释老国民党人子弟亲共的原因。

    一，这是民族主义伪宗教孵化出来的臭蛋。七十年代保钓左派的亲共，固然与当时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大势已去的国际潮流有关，但从深层看，却是中华大一统的民族主义情怀在作祟。保钓派把代表残暴国家机器的中共，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因此和大陆网友产生冲突。在台湾保钓一代看来，国家统一理念至上，国土绝不可以分裂；在大陆人看来，人权民主理念至上，我们听强权说要我们“爱国”的话听得太多了，而我们作为个人从未被强权所代表的“祖国”所爱。

    二，这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迷魂药效应。前面提到周恩来当年对保钓派的鼓励，事实上，中共一直都重视“统战”工作，他们借助强大经济势力，通过驻海外机构和海外留学生组织，把“统战”工作做到“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的地步，而统战对象，则着眼于台湾高官的亲属及其后代。对于在台湾已经失去特权的国民党贵族，“统一战线”这贴迷魂药，他们吃起来如同补药一般。

    由于国民党曾经和共产党一样，也是专制主义政党，所以二者沟通起来并不困难。例如俞力工就津津乐道他父亲当年如何与共产党私下沟通，以致中共统战部几十年后还提及其父对共产党的恩情。因此，这些国民党人的子弟无论如何认识不到中共的本质，不能像我们大陆人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时代的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时代的自由是有无的问题。

    三，这是台湾本土势力壮大造成的结果。在国民党子弟“义无反顾”地走向亲共途中，台湾本省人势力上升，以及少数台湾人对外省贵族的仇视，也是一个原因。国民党在选举中和平地让出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幸事，但却伤害了一些外省贵族的特权利益，使他们产生很大的失落感。不甘心失去昔日辉煌的他们，便把“大中国”当做精神依托，于是，从“反攻大陆”转变为“联共制独”。

    正如网友们指出的：“俞力工现象”最值得讨论的地方是，它反应出专制主义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中共只是专制主义结出的一个大恶果。即使长期生活在西方自由社会，如果人们不去深刻理解现代民主生活的意义，只注重权力而漠视权利，也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网友余大郎认为，这一类来自台湾的媚共人士，他们不但是台奸，是美奸（如果入了美籍），而且也是汉奸－－－因为他们正在出卖中华民族最长远的利益。

   (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