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大姐娜格丝在家乡原是一个富有的医生太太，却在瑞典的医院里做辛苦的护理工。我问娜格丝为何不回国到丈夫的诊所里享清福，她说她的两个女儿曾因不戴头巾，违反了伊斯兰服饰教条，被警察抓进监狱遭受处罚。因此，不管现在生活多难，这位大姐也得带着女儿移居瑞典。

   　　然而绝大多数伊朗年轻人没有这两位姑娘的好运气，他们必须呆在祖国，忍受宗教神权的严苛统治。对于几千万伊朗年轻人来说，享有世俗的权利和政治民主，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近几年来，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伊朗学生运动此起彼服，年轻人要求自由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１９９９年７月，伊朗学生首都德黑兰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要求改革，这次示威游行影响了全国，社会其他阶层也加入了抗议活动。一名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在与政府安全武装部队的冲突中不幸死亡。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一个自由派大学讲师因为声称“每一代人都应该重新阐释伊斯兰教义，而不应该盲目地信从阿訇”，被宗教当局以“背叛伊斯兰教”的罪名判取死刑。这一判决引起了伊朗学生和改革派的抗议，他们呼吁“争取新闻自由”和“释放所有政治犯”。当时数千人与强硬派发生冲突，司法当局不得不宣布对这一死刑判决进行复查。

   　　从今年６月１０日晚起，德黑兰大学学生连续多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准备对高等院校实行私有化。高呼反对强硬派宗教领袖的口号，要求不肯实行改革的现任总统哈塔米辞职。大批伊朗老百姓加入学生示威。伊朗政府出动大批警力维持秩序，据说曾有４０００人先后被捕。四名伊朗国会议员因此展开静坐，抗议政府关押学生和其他活动分子。为了不让１９９９年学生丧生的事件重演，伊朗当局做出了一点和解的姿态。

   　　一次接一次更广泛的抗议活动显示，二十四年的宗教统治，伊朗人民已经受够了，这个国家迫切需要一次深刻的和平变革，从神权统治走向世俗民主。这些示威也突出了伊朗年轻一代的政治潜力，但伊朗学生运动比较分散，缺乏有力的领袖群，因此很容易被当局镇压或阻止。

   　　最近联合国核检查员在德黑兰南部的核设施中发现微量浓缩铀，这一发现加剧了人们对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担心。美国总统布什早就把伊朗列入“邪恶轴心”，美伊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人们因此担心发生类似伊拉克战争的危险。

   　　但是伊朗和伊拉克有所不同，萨达姆政府曾是高度集权和恐怖的，没有民主反对派活动的余地，所以才导致战争。而伊朗却有相当可观的反对力量，那里有不少的作家、学生甚至议员在为自由抗争。因此，民主国家可以去支持伊朗的反对派，以促进专制制度的瓦解，避免付出战争的代价。

   　　过去的冷战时期，美国曾经用各种方法支持东欧的民主力量，今天，人们认为，这些办法同样也可以运用于伊朗。在伊朗年轻人梦想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欧洲知识分子也要求西方国家去关注伊朗学生运动，努力为他们做点什么。

   　　在伊朗学生抗议期间，流亡瑞典的伊朗移民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游行示威，呼喊“打倒伊朗政权”的口号，声援国内的学生运动。我在想，他们中间也许就有伊朗大姐娜格丝的两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