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中心广场有一个色彩斑斓的印度服装摊子，我上街总要去那里看看。前些日子，那个印度摊主激动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在印度日报民意调查栏目里投票了，反对政府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最近访华谈到西藏问题，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敢情这个在瑞典北方摆售衣摊子的印度小贩，竟然义薄云天地去他祖国的网站上，为弱势的西藏人主持公道？

    因为不懂印度文，我不能直接去看这个民意调查的网站，这位摊主在招呼顾客之余，把印度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用瑞典文给我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反对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约占百分之七十；赞成印度政府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三；说不知道的，约占百分之七。写完了，他说：“我们印度人都喜欢达赖喇嘛，我的妹妹还和达赖喇嘛一起照过相呢！”

    在敏感问题上玩文字花招

    自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在印中两千年交往的历史中，并没有冲突的纪录，但由于西藏问题，两国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昌都战役打响后，印度政府曾几次致函中国政府，措辞激烈地对中共的军事行动表示“遗憾”，被中共视为“印度阻挠我国解放西藏”。这个冲突在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后一度缓和，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共对西藏拥有主权。

    但在1959年3月10日拉萨起义之后，双方关系又急剧恶化，印度总理尼赫鲁多次发表公开讲话，称他“非常同情”西藏人的起义。同时，他一改“主权”的说法，多次指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指责中共的“平叛”是“武装干涉”。

    1962年因为边界争端，印中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共似乎是借边界问题，发泄他们对印度善待藏人的不满。而后，印中关系进入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拉吉夫·甘地总理打破僵局，应李鹏之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以后，印中开始进入“友好合作”时期。

    然而，在北京和新德里的交往中，除了边界之争之外，西藏地位问题仍然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逃亡四十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居住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长期存在并活动，还在印度通过了“西藏宪法”，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也大都在印度重建寺院。

    这样，和中国打交道的印度要人，在谈到西藏问题时，就要小心翼翼地选择他们的措辞了。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官方的正式说法是：西藏是中国拥有“autonomy”地区。“Autonomy”在英语中既有“自治权”的意思，也有“独立性”的意思。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两个政府－－－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一开始中国政府很高兴，但不久就明白过来：原来持暧昧态度的印度人在玩文字花招，正如原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故意混淆“主权”和“宗主权”这两个有重大区别的名词。

    这一次，印度政府的措辞游戏玩不下去了。作为十年来首位访华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急于获得外交成功。6月23日，瓦杰帕伊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了中印联合声明。在这份宣言里，印度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双方都异口同声地颂扬印中合作互惠互利。对于印度政府，不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他们羡慕不已，而且，指望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瓦杰帕伊送去的最获中国政府欢心的礼物是：印度官员明确接受中国对于西藏的定义，并发誓遏制印度好战藏人的行动。于是，中国官方媒体一片欢呼之声，久违了的天朝大国心态得以满足。在这个冷漠的现实世界上，实利主义似乎是战无不胜的。

    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

    然而印度毕竟是民主国家，尽管上层社会一些人士把西藏问题当做中印关系的障碍，欲抛之而后快，但是，印度人民却对西藏有传统友谊和朴实感情，他们因此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纷纷在媒体上投票表示反对。

    继甘地夫人之后担任印度总理的摩惹吉－德赛，曾写信告诉达赖喇嘛：“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古往今来，印度人把西藏视为地上仙境和圣地，西藏西南部的神山，是印度善男信女虔诚朝圣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信佛的汉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贫穷的印度宁可得罪一个大国，也要给流亡西藏人提供安身之所。

    尽管西藏目前事实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也愿意让西藏继续留在中国，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汉藏谈判没有结果之前，印度总理全盘接受中国对西藏的定义，就被普通印度人视为是“献出西藏”。

    早在今年四月，当印度当局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时，影响很大的国际印度教组织VHP就表示，反对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指责“印度政府把西藏放到碟子里献给中国。” 与此同时，印度一些议员在国会有关外交政策的会议上，也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达赖喇嘛，促进藏中对话，为西藏争取自由。

    印度人长期不信任中国，因为他们看到西藏被欺负，也由于当年中印战争时，印度军队饱受屈辱（据说尼赫鲁因此痛苦死亡），后来中国政府支持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除了地缘政治的缘故，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民主的印度对专制中国有很深的反感，印度知识界并认为印度文化遭到中国轻视。因此，1998年印度国大党政府上台，它甚至以“中国威胁”作为试验原子弹的理由。

    在印中关系处在“冷和平”时期，只有印度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站在中国一边，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时刻警惕印度国内一些右翼势力利用达赖搞反华宣传。”但印共对中共的友好，既不能消除40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也不能减少印度人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

    献出西藏印度埋怨回报不够

    导致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的态度上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是印度的一些上层企业家和“中国通”。只要看看瓦杰帕伊的随访团名单，就可以发现，名单里不但有几位重量级的内阁部长，还囊括了印度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公司，以及众多工商贸易机构的负责人。

    曾经当过商业部长的经济学博士斯瓦密尔在印度最大英文杂志《前线》上撰文，要求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此人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曾于1981年受印度总理之托去见过邓小平，得出结论说：“除非印度放弃西藏盲点而使中国相信，否则中印两国决不会发展成亲密的伙伴关系。”

    放弃了西藏，印度是否就如愿以偿了呢？据说是结果不很乐观。印度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中国并没有直接承认锡金属于印度。面对国内反对派众声喧哗，印度外交部长辛哈不得不出面表示：“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与过去印度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由此否认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做出了任何让步。

    在印度政府有点头疼之际，倒是西藏流亡政府出面为他们解围。流亡政府感谢印度对西藏人的长期支持，并表示欢迎中印关系的改善，认为这可以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在笔者看来，当今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已经学到了不少聪明手段，但一牵涉到国内事务，不管是人权问题还是西藏问题，他们僵化、傲慢和残忍的专制本性就暴露无遗。

   （原载《开放》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