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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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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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六社论」:专制癌症发作的先兆
·西藏变迁的见证──一部十年制作的纪录片
·写给杜导斌的儿子杜文玉
·从北欧选举舞弊案所想到的
·六四对中国的正负面影响
·欧洲坐在马德里的火车上
·黑格尔的幽灵与中国「六四」
·从欧洲历史看美军虐囚事件
·关于「木子美现象」的评论种种
·我是怎样卷入八九民运的
·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借鉴欧盟经验 建构两岸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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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中的欧洲认同
·当今俄国青年和红色沙皇
·瑞典清真寺阿訇布道风波
·保卫圣湖--西藏网友的呼吁
·谈达赖喇嘛的普世责任观
·踏入一片浩瀚的文学森林---读《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
·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从科学走向人权--萨哈罗夫和蒋彦永
·一句话和一封信---我和杨小凯的交往
·我和「人间鲁迅」
·仙鹤们为何堕入泥沼?--读《往事并不如烟》所想到的
·人文关怀的金色--谈「公民维权征文」
·“最高的历史感”从何而来?--与朱学渊先生商榷
·关于茉莉朱学渊之争的5篇文章
·小谈「言必称希腊」
·茉莉:诗人翱翔于地球之上──纪念米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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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福建偷渡客在一起
·人文关怀的金色--谈“公民维权征文”
·绿色岛国的统独启示---爱尔兰古战场凭吊
·读哈金小说《疯狂》
·王友琴的名单和我的母亲
·拍一部关于九一一的中国异类电影
·典记者看“中国的哭墙”
·单骑长矛直冲风车--香港长毛的喜剧意义
·巴黎解放的另类纪念--回顾一段灰暗的历史
·爆炸与镣铐声一片,诺贝尔和平奖何为?
·探究历史更是探究人性
·面对瑞典文学院的“杰作”-- 一个犯众怒者的思索
·张思之的黯然和丹诺的悲观主义
·鸡同鸭讲 西藏特使访华的真相
·我看哈维尔和布罗茨基之争
·当人道主义者面对忧郁狰狞---纪念张纯如
·“女巫”的三重诅咒--诺奖得主叶利尼克和她的作品
·杀害林德的凶手和沉默权
·第一代人权──维权运动的重中之重
·坎坷生命的自我观照——读康正果自传
·师涛的“天问”
·唯色:怎能打开我的西藏?
·面对胡锦涛的“铁血理性”
·“女巫”的三重诅咒--诺奖得主叶利尼克和她的作品
·那个获诺贝尔大奖的女人--伊利尼克肖像
·李柏光穿越中国版图的意义
·欧盟徘徊在原则和利益之间
·苏珊·桑塔格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但希望始终不渝,在远方高歌”--献给受难者母亲的诗
·在沉沉夜色中送他远行——悼赵紫阳
·你跑出一张泣血的诗笺--致狱中的清水君
·从中小学生选美看中国男权
·李敖--台湾民主的祸害
·谈师涛其人其案
·唯色在古格废墟(外一首)
·茉莉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谈师涛其人其案
·李柏光穿越中国版图的意义
·化“中国人权组织”的危机为转机
·评《中国人权理事会声明》
·献给昔日友人的哀歌——读司马璐回忆录
·诗人王渝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人权”——王渝访谈录
·一边是捐款,一边是苦难——中国人权组织问题断想
·留任的中国理事面临难题--人权组织问题透视
·中国人权组织头上的一片乌云——谈刘青的权力腐败
·遭了虫灾的民主试验田——中国人权组织问题思考
·和平奖“干涉内政”第一例—德国记者奥西茨基
·◎发呆的时代
·橄榄石静静地发光——记“中国人权”创始人之一李晓蓉
·六四,黄琦带着一身伤病出狱
·两位精神领袖的相遇——谈保罗二世和达赖喇嘛
·在国难当头的瑞典
·程晓农受聘中国人权理事一职的“利益冲突” ——回应何清涟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美国——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师涛──顶橡树的牛犊
·在德国谈中国文革
·瑞挪两国“离婚”百年之后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面对苦难沉静地抒情—读杨建利狱中诗
·“中国人权”身份的蜕变——林培瑞访谈录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反对黑暗,自己要站在阳光下—郭少坤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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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致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正在静悄悄地做一件好事---私下邀请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回国。这个主要由国安部负责执行的工作,至今为止,已经展开两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工作范围越来越广,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深入,越来越见成效,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政府对流亡者回国的态度变得宽松多了。

    这个工作的成效表现在,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海外流亡者,曾多次收到中国国安部门委托家乡亲友转告的邀请,一些流亡者已经回国过了(尽管他们在国内不同程度地受到监视),我和其他一些收到邀请的朋友也正在观望和考虑之中。当局的态度宽松体现在:前几年流亡者回国被要求做检讨、写悔过保证书,有的人因为拒绝检讨,结果未能在亲人去世时见上最后一面。现在被邀回国的人却可以什么都不写,既往不咎。看起来,原来冷血的当局变得仁慈多了。

    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年前,我在瑞典的一位老乡回国探亲,带来家乡国安人员的善意邀请,说是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只要以后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就行。当时我一口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说批评中国政府是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不能拿来做交换的。

    过了一年多,我的老乡再次回国,家乡国安再次热情设宴招待他,托他转告了当局新的更为宽厚的邀请: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她仍然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大概是通过邮件监控,了解到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不佳,这次国安邀请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时还主动提出,他们愿意承担我回国观光的一切费用。

    说实话,当时我听到这个邀请之后的感觉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流亡这么多年,这么多思乡思亲的辛酸,以及自己坚守初衷的心愿,竟然被那个逼我逃亡的政府理解了。而后不断听到一些流亡者回国的消息,前几个月还风传胡锦涛有重要讲话,说让海外流亡者回国,年纪大的要照顾,有困难的要补助。

    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事情,符合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4款:“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这个条款没有附加任何“但书”,即是说,任何国民回归自己祖国的权利是“没有条件”的。

    然而,在感动之后,我却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而且据我了解,这种邀请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流亡者没有被政府邀请,这就使得我不能不自我追问: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那年,不断念叨“想上海、想孩子”的病危老人王若望,因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结果客死他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的悲哀命运,使我在考虑回国问题时,对其他未收到邀请的人有一种负疚感。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跨出这一步,对中国政府和流亡者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将会大大提高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声誉。多年来,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不执行,令国际社会极为反感,受到严厉的谴责。如果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其欢迎流亡者回国的政策,这将被视为中国人权状况的一大进步,不但会获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人士的广泛赞誉,而且在本国人民中也将大得人心。中国政府将是这一举动的最大受益者。 其次,对我们这些连做梦都想回国的流亡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这是一个公开的政策,我们便不必担心自己被人怀疑“丧失立场”了、“投降”了,我们就可以在坚守自己理念的前提下,堂堂正正有尊严地回家,家乡的亲人也不必为我们回国的安全问题担惊受怕。

    我把自己的这些看法与顾虑,在此公开出来,请中国政府有关方面考虑。回国本来是我们天经地义的权利,无须政府邀请,这种权利只要政府不阻挠就能实行。对我来说,在中国政府没有颁布一个公开的政策之前,在所有的流亡者不能享受同等的回国权之前,辗转流亡了十年的本人,会一边含着眼泪思乡思亲,一边继续等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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