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朋友来找我问消息：那个被抓起来的不锈钢老鼠刘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时在网上也看见这样的帖子：“小老鼠离开我们200多天了，我们想念她！”对刘荻姑娘的挂念和担忧，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块心病。

    在众多声援刘荻的人中，有一个人的文字和声音最令我难忘，那是北京的一位叫徐晓的女编辑。平时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徐晓，在为刘荻呼吁的活动中，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关于刘荻案致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公开信》上签名。有记者问徐晓：“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签名？”徐晓说：刘荻是我的校友，将近三十年前，就在同一座校园里，我经历过与刘荻一样的遭遇。

    怀着感动的心情，我在网上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徐晓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把她的话认真纪录下来。

    对于刘荻的被捕，徐晓说：“我觉得用‘痛心’或用‘遗憾’这些词，好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在1974年，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北师大的学生，被从宿舍带走，就是因为所谓的言论问题，坐了两年牢。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同样是我的校友，仍然要经历跟我同样的遭遇。三十年过去中国有何变化？就从刘荻的遭遇看，我认为就本质上来说没有改变。我们作为个人，缺乏真正的自由，制度没有保障。特别像刘荻的事情，不通知家属，不对外公布，程序根本不讲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三十年过去历史仍然是这样重演。

    “我那时的罪名，是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些通信、聚会什么的，被怀疑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关押时没有任何说法，两年时间出来后，说是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经过一年的上访，被改正了。”

    一位无辜的少女，是怎样突然陷进囚笼？徐晓曾经在《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描述：“那时我们正值花样年华，脸上都长着雀斑，都梳两条辫子，－－－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

    刘荻和徐晓，两个北师大的女生，她们之间两人相隔了近三十年的时光，但她们却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在花样年华里，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入狱，被不明不白地关押。我们不知道，具有相当深入思考能力的刘荻，将来会怎样描述她陷入囚笼的这一段感受。但我们已经看到，三十年前的刘荻－－－徐晓女士，对自己那一代历尽沧桑的人，在道德上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没有刘荻获释的消息，也没有刘荻案进入法律程序的消息，这位我从没见过面的校友揭开了我旧日的创伤，适可而止的隐痛不足以使你忘却，也不足以使你喊叫。我知道，当记忆重归于沉寂，刘荻这个陌生的名字也将在应接不暇的日常琐事中被渐渐淡化。虽然伤痕不可能平复，但生活可以依旧继续。有过同样遭遇的我尚且如此，那么，连记忆和隐痛都没有的年轻的一代，又将凭什么维持由本能而产生的同情与义愤？在七八十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刘荻，如今我们已经成了刘荻们的父辈。这是漠视与沉默的理由吗？”（徐晓：不仅为李慎之而写）

    当为刘荻呼吁的声音重归沉寂之时，徐晓痛苦的反思，令我们每一个关心刘荻的人自问：我们还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保持记忆和隐痛，去拒绝漠视与沉默吗？

    03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