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能把祖国放在鞋底带走。”记不起这是哪一位西方作家的名言了。十年来我的流亡经历证明，尽管在北欧湛蓝明净的天空下享受自由，魂牵梦绕的，仍然是无法随身带走的故乡山水与人情。

    不管异国的环境如何，被迫的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流亡”往往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由于流亡者的心灵饱受失落感的折磨，就使得痛苦的流亡，变相地成为一次无法真正抵达的精神还乡。

    从梦中的还乡到真实的归国，这中间，横亘着一个争取“公民回国权”的问题。自从我的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发表后，流亡者回国这个敏感的话题，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议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嘲骂的，有建议的，－－－。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时，我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流亡？我们应该怎样流亡？我们盼望归国，我们应该怎样回国？ 在我看来，之所以要流亡，是为了摆脱强权的迫害与压制；漂泊在异乡，是为了重新承担起中国公民的责任。既然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而流亡，我们也应该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去。

    只要是保持了尊严，回国不回国，其实只是流亡者个人的选择。一个流亡者身居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守志”问题：他或她是否还坚守着当年流亡的初衷？是否还保持了当年为之流亡的理想？ 前东欧的流亡者，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当年，几乎每一个流亡的东欧知识分子，都被社会视为一个应当介入政治的人，一个应该站在与专制抗争的人们一边的人。对他们而言，政治是一种任何正直的人都要加入的事业。每当国内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自觉或者不直觉地，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前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宣称：“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这是一位坚守其使命的流亡姿态。

    令人惊奇的是，拒绝流亡的捷克作家克里玛，也同样选择了承担使命的姿态。之所以选择留守祖国，克里玛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更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作为一位作家更意味著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漠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

    这两位著名作家用他们的思考与行动表明：无论是流亡还是不流亡，无论是归国还是不归国，只要我们心存有关自由与尊严的梦想，只要我们能以各种方式促进祖国的进步，就都是有价值的。

    曾一度意气风发的中国流亡者，现在变得越来越灰心、失望乃至冷漠，在回国问题上我们挣扎着、踌躇着。我希望在此与大家共勉：回国也好，不回国也好，重要的是守志。毫无疑问，在一个物欲横流和精神荒芜的时代，守志者无论在哪里，都可能遭到奚落、嘲笑和挖苦，但精神的自由，只属于那些有勇气去追求的人。

    03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