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瑞典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时，并不是指瑞典人在性活动以及性对象方面毫无节制，而是指这个国家对于有关性的议题，持一种坦然、开放和尊重的态度。1988年，瑞典人通过调查和讨论，制订法律条文，赋予同性恋伴侣权利，当时为世界首例。后来北欧各国都步瑞典后尘，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我初到瑞典时，对同性恋完全没有认识。偶然看到一对穿西装的男同性恋伴侣在市政厅注册后，拥抱着欢笑着跑出来，心里还觉得有点不是滋味。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个电视纪录片，两位年长的女性，在夕阳下的海滨相依相偎，娓娓叙说她们偷偷相爱几十年，等到儿女长大成人，瑞典社会开始承认并且尊重同性恋权利时，她们才如愿以偿地生活在一起。

    我忘不了那一曲黄昏之恋给予我的感动。那一对终成眷属的女同性恋，让我想起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萨福当时在勒斯博（Lesbos）岛上专攻艺术，为她的女弟子写了大量的同性恋情诗，多为柔美婉约之作，表达其渴求爱恋的强烈愿望。在萨福笔下，女性之间的爱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我俩的歌吟 大地一片沉寂 没有我们的爱情，树林永远迎不来春天……”

    欧洲的古典精神之爱，似乎就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不但女诗人萨福如此，就是大名鼎鼎的柏拉图所推崇的“精神恋爱”，也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柏拉图写过不少有关男性恋的文章，声称“神圣之爱”的爱情只存在于男子之间，因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

    柏拉图之所以赞美男性之间的爱情，是由于当时的女性很少受教育，男人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共鸣。与此相似，今天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也义无反顾地投向善解人意、温柔多情的同性怀抱。

    一部欧洲文学史，同性恋主题的作品就有不少，而且相当感人。正是中港台萨斯流行时，我在北欧重读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小说中的主人公古斯塔夫是一个作家，他在威尼斯度假时，爱上了一个波兰美少年。当时威尼斯到处是瘟疫、死水、灭菌药和殡仪馆的气味，然而，作家却沉溺在对美少年的渴望之中，死于同性爱的痴情里。

    如上所述，在欧洲艺术家笔下，同性之爱达到了神圣之爱的高峰、美的极致，但在现实里，许多国家的同性恋者仍然要承受相当的压力，他们或她们仍然被社会视为“变态”，是父母亲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和欧洲历史上同性恋者曾遭到基督教会的大力打压有关。

    因此，尽管拥有法律权利，北欧的同性恋者仍然在为他们不被歧视的权利而抗争。他们宣称：同性恋是自然的，他们不需要同情，只需要人们以正义的名义，去肯定和正视他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同性恋的理解和尊重，2002年2月，瑞典继荷兰之后通过同性恋收养立法，允许同性恋伴侣领养孩子。

    03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