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西方跨国公司在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投资设厂，受到人们的注意与审视。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并未促进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相反，为了赚钱，他们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适应了中国制度性的腐败。

    一个企业除了它的头等大事－－－赚钱之外，是否还要承担其他的责任？有人说：“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会有利于整个社会，因此，不必去理睬那些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组织的要求。”然而，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包括那些既不反全球化也不反资的组织）、政治家和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应该对自己的经营负责任，不能去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既然国际企业享有法人地位，就应当尽法人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保护人权的道德责任。

    问题的引起与道德考验

    这一问题的讨论正在国际上进行。在重视人权的北欧国家，讨论开展得更为热烈。引起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许多跨国企业从世界各地赚回大钱，但这些企业和他们在各国的代理商，大都牵涉到良心犯、童工、环境和工资待遇等问题。

    例如，雀巢的玩具是中国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制作的，麦当劳公司的所谓免费玩具是由童工生产的。迪斯尼生产商因为海地等国家的工人稍有反抗，便决定将工厂关掉，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以避免人权和宗教团体的监察。在中国华南，有很多工人为迪斯尼的生产商工作，根据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调查，那里的工人受到各方面的剥削，其中包括：扣押和拖欠工资及津贴、强迫超时工作、不依法给予假期、违反消防条例等等。 当民间组织指出跨国公司违反各种保护劳工法例的事实时，中国政府却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中国政府在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将公共资源拿来优待跨国企业，置劳工、妇女和其他弱势团体的权益于不顾。跨国公司往往只需付出一些贿赂做代价，当地政府便给他们大开绿灯，使他们避免了在其本国要承担的人权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国际人权专家和经济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使跨国企业在投资国也如同在本国一样，尊重劳工权利和环境生态；如何正面发挥跨国企业在维护人权上的作用，并将它们纳入维护人权的国际体系中，以树立开发中国家的人权观念，从而促进当地政府尊重人权。

    “国际人权议会”主张，在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立法。现在已经存在一些有关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条文，但是远远不够。联合国应该正式作成决议或立法实行，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企业之间进行对话，制订新的规范，使解决问题有法可依。1999年，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协约”计划，要求加入这一计划的企业，在人权、工人权利和环境领域，自愿采用9项国际标准。瑞典著名的电讯公司爱立信，是最先一批签字的50个大型跨国企业之一。一贯以大把赚钱为宗旨的跨国企业，开始面临道德勇气的考验。

    资本家像工会一样促进劳工权益？

    让跨国资本家放弃他们的高利润，心甘情愿地采纳欧美式的人权和环保法例。并给予当地劳工像样的最低工资和福利保障吗？这是我们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跨国企业之所以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投资，就是冲着那里没有讨厌的工会，却有大量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廉价劳工这一点去的，他们要的是各式各样的特权，以获取最大的收益。

    然而，历史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变化。以前被跨国企业一口拒绝的人权要求，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被接受的迹象。不少企业过去被人视为剥削与贪婪的化身，现在却在其公司内部设立了“人权部门”，他们似乎也与工会一样，以维护劳工权益为己任。当然，这些企业人权部门和自由工会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保护人权的工作，主要出于商业机会和利润的考量，但他们毕竟把人权提上议事日程了。

    跨国资本家的这一较大的改变，是由“国际消费者运动”的爆发引起的。劳工权益长期被侵犯的现实，促使西方媒体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民主国家的人权团体与消费者运动，将关怀触角伸向开发中国家。

    前几年的一个著名事件是，国际鞋类大厂耐吉公司在中国大陆和越南的代工厂劳动环境恶劣，劳工受到严重剥削，此事被美国媒体揭露，惹恼了人权团体与消费者。耐吉的商誉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消费者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股票连番重挫，其他国际鞋厂乘机占领耐吉市场。

    这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担心自己也闹出类似耐吉的事件，因此争相投入关注劳动人权的行列，积极改善其旗下代工厂的劳动条件。他们已经看到，侵犯劳工权益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商标及名誉受到损害，往往是跨国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企业的这种危机感，促成一些改善人权的机会。许多企业发现，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他们承担社会责任，是会给公司带来效益的。

    外国客户促进中国工会直选

    为了保护品牌形象，巩固产品市场占有率，目前，跨国企业对劳工人权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当然，不能说所有跨国企业重视人权都是出于利益考量，有的西方企业家本来就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和崇高的人权理念，例如瑞典企业家约然－突哈玛在讨论中坚称：“人权是不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改善本企业内部的劳工权益，似乎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最不容易的是，让跨国企业去关注其投资国家的人权状况。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叱咤牛仔裤业的李维公司（Levi Strauss & Co.）为了表示抗议，毅然撤出中国市场，当时不少企业跟进，与中国政府停止贸易往来。后来李维公司又因缅甸侵犯人权而将生意从缅甸撤走。这样将信誉视为宝贵生命、宁愿牺牲市场的跨国企业，当然只能是凤毛麟角。

    大多数跨国企业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还是可以为当地的人权做些事情的。挪威专家斯特英·托勒松就曾经这样要求本国企业：“挪威首创的跨国公司应当在改良工人的保健环境、捍卫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方面站在前列，他们应当认真考察其投资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如果在挪威公司运转作业的地区有侵犯人权的情况，尤其是，如果这些侵犯与公司的活动相关的话，那么，将此上报挪威政府，或上报诸如大赦国际之类的组织，对於挪威人来说应当是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这即是说，当一个企业到外国投资和贸易时，它应当同时把国际法规定的人权原则也带去。例如，像中国一类的国家禁止自由工会，这被认为是违反组织集会自由的犯罪，那么，来自民主国家的企业就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来，一家知名的制鞋企业－－－杭州雅加实业公司就受到来自外国大客户的压力，被迫对公司的年度劳工权益状况进行了评估，并悄悄开始了国内较早的工会直选试验，否则，他们将丧失巨额订单。

    人权无国界。依靠跨国企业去推动人权事业，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但这样艰难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受益于全球化。（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