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图书馆里。刚从报架上取下报纸，想了解一下这位女外交大臣在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一位熟悉的图书管理员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说：“你看的这个已经是旧闻了，她已去世了。”

    我拿报纸的手就僵在那里。两个女人－－－瑞典的和中国的，站在图书馆的一角，无声地泪眼相望，末了，我哽咽着说：“瑞典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政治家。”

    瑞典政治家在街头遇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6年2月，首相帕尔梅同夫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结束后，老两口挽臂并肩步行回家。夜色中突然几声枪响。那位深受国内外人民敬重的59岁的首相，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匆匆地走了。此案至今未破。

    今天，那么年轻快乐、生气勃勃的安娜（让我还是和瑞典人一样昵称她的名字吧），竟然和她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袖一样，血染斯德哥尔摩街头。巨大的震惊和悲痛，再一次袭击瑞典。

    像瑞典这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幸好有教堂给遭受心灵伤痛的人们，提供一个表示哀思的场所。听到噩耗后，成千上万的瑞典人排着队，到各地教堂点上一支支蜡烛，默默地为安娜祈祷。哭泣着的人们互相拥抱，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全国下半旗，在林德遇袭的百货公司门外，地上摆满了鲜花。

    安娜去世的第二天，近五万瑞典人在首都Sergels Torg广场聚集，沉痛悼念安娜林德，并抗议暴力活动。广场上，人们手持着红玫瑰或举着瑞典国旗，面对那安娜面带笑容的照片。安娜生前最爱的瑞典明星Eva Dahlgren，含泪演唱一首《房间里的天使》。优美的歌声伴着无尽的哀思。在瑞典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会，人们以默哀向去世的安娜致以敬意。这是自反越战抗议活动以来，在瑞典举行的最大型集会。

    开放社会和官员安全问题

    惨案发生后，瑞典警方是备受公众指责的对象。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部长大臣，居然没有给配备安全保镖，外出时没有任何随行人员，这不仅使外国人感到不可理解，就是在习惯于把政府官员当普通人的瑞典，人们不能不反复地质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烈的悲剧，我们瑞典的制度是否需要改变？

    就治安环境而言，瑞典犯罪率比较低，暴力事件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着两百年和平的历史，中立国瑞典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死敌，社会因此稳定祥和。因此，除了国王和首相安排有保镖卫护之外，对于其他政府官员，不但是警方不认为有保护的必要，就是官员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他人介入（当年帕尔梅首相和太太去看电影时就拒绝保镖跟随）。这种政治家平民化的作风，使得官员和人民之间没有多大距离，因此也很被老百姓所欣赏。但这种作风，付出了鲜血作为代价。

    这次外交大臣安娜之死，使瑞典人痛感有加强保护政府官员的必要，警方也在反省，并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但是，瑞典人民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政治，他们声称绝不向暴力屈服，绝不让暴力事件打击瑞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原定于14日举行的全民公投将如期进行，这次公投将决定瑞典是否加入欧元区。安娜生前一直极力主张瑞典加入欧元区，在她去世后，反对和赞成的两派公投拉票阵营，都立即停止了正热烈进行的宣传攻势。大家决定以积极参与投票的行动（不管是支持那一方），向已故的安娜表示敬意。

    换一种眼光看政治人物

    需要瑞典人反省的，不但是政府官员的安全保障问题，还有一个善待政治家的问题。前任外交大臣林娜，在电视台讨论时悲哀地说：“安娜死后获得了她生前没有享受过的赞誉，但是，为什么人们不在她生前更慷慨一点？”她的意思是说，每日辛苦工作的安娜，生前也和其他瑞典官员一样，是饱受责难的，很少得到肯定和赞扬。 来自有“官本位”传统的东方国家，在我的眼里，这瑞典官员还真不那么好当。前不久，女部长蒙娜.莎琳来到笔者居住的城市，做劝说人民支持加入欧元的演讲。蒙娜辛苦演讲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给她倒一杯水喝，她就那样干站在那里，不厌其烦地回答选民提出的各种尖锐的问题。蒙娜当年曾经官至副首相，地位不可谓不高，但在一般瑞典人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普通公仆、一个需要讨好选民才能实现其主张的政客而已。 安娜.林德去世后，人们说，以安娜有卓成效的工作、良好的声誉，她本来可以成为下一届瑞典首相。和安娜同在社民党内崛起，两人做了三十年好朋友的蒙娜.莎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了成为瑞典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可能。但这位蒙娜一头栽了，就栽在瑞典的一个查阅公开文件的原则 （Offentlighets-principen)上。为了图方便，蒙娜偶然使用公家的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虽然每次事后都一一还清，但仍然属于挪用公款的性质。按照“公民有权查询政府文件”的法律，有记者追踪至蒙娜的办公室，查出她共挪用了六千多美金的证据，蒙娜因此一度丢掉官职。

    因此，笔者曾经对朋友说，由于瑞典透明而平等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员的收入不太高，其地位也不是很受尊敬的，况且还需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一流、二流人才大都不愿意成为政治人物，他们更愿意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或者进入企业挣大钱。这样，就导致政府官员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不够专家治国的水平。

    然而，经过多年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位在46岁突然辞世的外交大臣安娜，确实属于一流人才。她法律专业出身，25岁就进入议会，1994年担任环境部长，后升任外交大臣。2001年，瑞典担任欧盟轮任主席国，安娜与其他高级外交家出访了世界多个城市，在国际舞台上穿梭，以其个人魅力获得成功，因此被称为“欧盟女王”，成为瑞典对世界展示的形象。

    安娜是一位温暖的女性。作为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有令人们羡慕的家庭，一有空，她就回家和先生孩子团聚，很尽女人本份。在工作上，她具有广泛的国际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热情能干，富有凝聚力，善于与人合作，工作极有效率。在外交桌上，她是强硬而火辣的谈判对手，且不时表现出幽默感，令她的对手和论敌为之折服。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安娜去世后说：“她是一个体现了瑞典乃至全欧洲最美好一面的女性。”

    安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在安娜的性格中，有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特点：直率敢言、勇敢无畏。她不但批评美国，批评其他欧盟国家，更是尖锐而毫不客气地指责侵犯人权的专制者。

    例如，她曾经毫不留情指责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德族、迫害政治犯和滥用死刑，并对想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这种不太讲究“外交辞令”的率直做法，曾经在瑞典外交部门引起“太政治化”的批评。但后来证明，林德的这一做法是对了，欧盟各国采取了一致行动，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条件。

    作为“欧盟女王”，安娜.琳德曾代表欧洲联盟一方，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对话，谈话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她直截了当地对北京滥用死刑、镇压少数民族和民主人士、压制宗教信仰等问题提出了关注，并督促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犯。

    笔者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7月，在瑞典公开招聘大使馆驻中国文化参赞之时，年轻的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以中国现代史及当代文学博士的资格去申请报考，被视为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但由于她的丈夫陈迈平是中国异议人士，为当时的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桂生所不喜，因此，王桂生威胁说：如果瑞典任命安娜为驻华文化参赞，中国方面将行使拒绝权。

    中国大使王桂生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严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内政──招聘人员的程序，在瑞典外交部动摇之际，休假归来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听了舆论的强烈反应后，立即快刀斩乱麻地宣布：（一）瑞典暂停向中国派遣文化官员，冻结招聘工作，并对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二）外交大臣决定于7月12日召见中国大使，当面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位小小王国的女外交大臣拒绝对一个强权大国屈服。瑞典大使馆驻华文化参赞这个职务，至今仍然被冻结着。

    至笔者撰稿时，残杀安娜的凶手仍然在逃。在感叹生命如此脆弱之时，笔者也为国际人权事业失去一位勇敢的捍卫者而痛心。正如大赦国际组织瑞典分部主席所说的：安娜对人权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是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政治家。

    03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