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式或哥德式的天主教堂里，圣坛是非常最注目的地方。在圣坛中央，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圣坛两旁挂着耶稣画像，周围墙上挂十四幅耶稣受难画像。这样的设计，在我这个不信教的人眼里，很具有普世关怀的意味。母亲的形象，为人类受难的人子形象，标志着天主教作为一个大宗教，从来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
   
   
    “爱国天主教”领袖不懂教义
   

   
    因此，将宗教的普世关怀，落实到实际的社会行动中去，这正是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应该做的事情，是天主教的题中之义。然而，连我这个俗人都能认识到的宗教原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负责人却不懂。
   
    今年七月，在香港人民成功地展示其民间力量，对想要剥夺他们自由的当权者说“不”的时候，陈日君先生和香港天主教会站在人民一边。他这一行动遭到北京统治者的痛恨。《中国日报》的标题就非常醒目：《抛弃圣坛走上政治舞台的天主教领袖》，其批判口气，不是文革胜似文革：“他们热衷于政治演出，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台，把他们教士的角色与政客的角色混淆在一起。”“（他们）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义：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他们扮演着凯撒的角色，煽动争端和冲突，到处散播不和的种子。”
   
    共产党不懂宗教也就罢了，奇怪的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等人，其口气也与无神论的共产党如出一辙。这些“爱国”的宗教领袖说：“最近香港天主教会个别人已成为各界瞩目的‘政治明星’，其作秀的风头甚至已越过演艺界的明星人物，不符合其宗教身份。”他们指出：“混淆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对天主教而言是危险的。”
   
    读到这里，笔者禁不住哑然失笑。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等世俗职务的傅铁山，俨然从未介入过政治，仿佛他们一直就是把宗教和政治分开的。只要看看他们在天主教团体名字上冠以“爱国”两字，就可知道，他们使中国天主教陷入什么样的危机：宗教无国界，天主教信徒们无条件热爱的，应该是他们那至高无上的神，可傅铁山们却把“爱国”夹杂在宗教里。这种由强权标榜的“爱国”，其实质就是“爱党”（即爱凯撒）。如此混淆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傅铁山们愧对上帝。
   
   
    既是公民义务也是宗教精神
   
   
    而陈日君先生的“介入政治”，其实只是关注广义的政治，即为香港人争取人性的尊严、民主自由的权利。他没有参与政党运作，也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去争权夺利。陈日君先生之所以要关心政治，首先，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普通公民，在香港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一个正直的公民无权袖手旁观。
   
    其次，陈日君先生关心政治，从信仰的角度看，是源自神的爱。正如陈先生曾经谈到的：“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一样地宝贵，神也愿意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大众的尊重。”当香港人民感到痛苦之时，作为神的仆人，陈日君以宗教的关怀和热忱，去深入生活、服务社会，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由此表现出高贵的宗教精神。
   
    再次，关注社会也是天主教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一个宗教的地位，与社会对它的需要息息相关。只有主张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关心民间疾苦，引导人性向善，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宗教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不面对自己的服务对象，从公众生活中缺席，它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天主教似乎比其他东方宗教更要求入世。例如，他们的教会里有一个“忏悔”的制度，信徒将自己生活中的隐私告诉神父，由神父根据信徒的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帮助信徒排忧解难。这种制度，要求天主教神职人员不仅精通教义，而且对社会生活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履行其行善的责任。
   
   
    香港教会继承天主教传统
   
   
    因为有了陈日君，天主教在笔者心目中，就比一些消极无为的宗教可敬多了。其实，陈日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关心政治本来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涌现出不少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例如，巴西的阿恩斯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和韩国的金主教。给中共“制造麻烦”的陈日君主教，就是这些优秀主教的香港传人。
   
    在历史上，新教与民主的联系更久远，西方民主的第一次冲击，即来自十七世纪的新教革命。过去，天主教会比较适应权威政体，天主教国家的民主不够发展。直到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次民主化冲击几乎就是天主教浪潮。亨廷顿曾经指出：“大约在1974一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会的这一重大变革，首先是由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风格、立场和通谕中表达的理论而引起的，但关键的因素，是1962-1965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这次大公会议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强调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和需要，教会共同行动致力于救助穷人的重要性，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可变性特点，个人的权利等。
   
    这次大公会议把关注政治、保护人权确定为天主教领袖的责任：“教会领袖有责任对政治秩序做出道德判断，当个人基本权利使这种判断成为必要时。”于是，一场全球性的深刻变革，在各天主教国家发生了。正是天主教徒的宗教情怀，使世俗政治得到了升华，促使人们以最佳的方式采取行动，促进了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香港天主教会继承了这一天主教的进步传统。夏其龙神父对记者说：“因为天主教的传统就是这样，在政治方面，我们还要常常表达我们的意见，尤其是有关正义同和平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表达我们的意见。”
   
    社会离不开宗教。但一个宗教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却是每一个神职人员和信徒都必须认真思考的。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爱国会”严重违背天主教的民主传统，扮演与专制者一唱一和的“宗教花瓶”之时，勇敢无畏的陈日君主教和香港天主教会，正坚守着圣坛，积极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和进步。
   
   
   0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