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杜导斌在湖北被捕的消息时，正是瑞典灰暗阴沉的寒秋天气, 我的心情也如同楼下那一片片在风雨中飘零的黄叶，悲哀、沮丧而无力。一个爱尔兰人曾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界终将使你心碎，那还当什么爱尔兰人。”在北欧遥望中国那无处不在的文网高墙，我这个流亡多年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心也快要碎了。

    重读导斌的文章和我们之间的通信，慢慢地，信心和力量, 重新回到我身上。导斌是从容赴狱的，志士不需要我们为他悲哀，英雄不希望我们就此沮丧。

    而后，我看到导斌的战友－－王怡和赵达功，一个个撰文宣称：“愿陪杜导斌一起坐牢。”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使我沮丧的心情为之一振。以前，我只知道王怡等国内学者有才华，在当局杀鸡儆猴红色恐怖的今天，我们看到，他们过人的胆识在道德的烛照下，闪闪发光。

    我和导斌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和签名活动连在一起。一年多前，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我的电子邮箱，发来一份《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控诉书》，我觉得应该支持，就和我家先生一起在这份控诉书上签了名。这之后收到导斌的来信，他说他买了我的《人权之旅》一书，读了之后很有一些感受。

    后来导斌称我“茉莉姐”，并说：“有这样一个大姐关心真是温暖如春。”在两次为刘荻呼吁的活动中，他都走在最前列。作为在海外自由国家生活的人，我明白，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给那些在国内志愿开展民间人权抗争活动的朋友，提供道义上和舆论上的帮助。

    2003年2月底，王怡、杜导斌等人撰写了一封《关于刘荻案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当时，杜导斌拜托前“关注刘荻义工小组”的我和高寒，在海外为国内朋友建立一个签名网站。乐于奉献的高寒当即出钱出力，废寝忘食地投入设计签名程序的工作中。而后，我们几个义工轮流值班，对付网络黑客对签名网站的破坏，在两会召开之前，我们终于把一封有六百多人签名的名单送给国内发起人，那时，杜导斌已经被有关方面“强迫旅游”失去自由了。在旅途中，导斌获知我们动员每一个签名者把释放刘荻的请愿书送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面前，他感到很欣喜。

    尽管我在海外呼应导斌倡导的活动，但每一次我都为他提心吊胆。听说湖北国安部门找他麻烦，给他警告和规劝，我也曾自动“配合”中国政府，劝告导斌收敛一点，“沉潜一段，去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导斌自己也承认，他感觉到自己“身后仿佛有个手拷随时卡卡作响。”他不是完全没有恐惧的，也曾经向朋友们沉痛宣告：“自由主义者杜导斌迫不得已选择妥协来对抗强制。”

    然而，导斌终于不甘心就此沉默下去，在这次祝贺刘荻生日的活动中，他又带头发表了《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公开信，以致使自己身陷囹圄。是什么使导斌克服自己的恐惧感，再一次投入网络人权抗争活动中去呢？

    导斌自己曾经撰文说明自己之所以要当“出头鸟”的原因：“第一、就个案层面来讲，我十分同情刘荻的不幸遭遇；第二，此案不仅只是一个个案，刘荻被捕有某种符号意义，通过‘刘荻──公民权利──我’这个链条，专横地侵犯刘荻基本人权的权力在向我逼进，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日益迫近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援助刘荻也就是在援助我自己。”

    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分析杜导斌的言论与作为，就可发现，他的勇敢，不仅仅因为“援助刘荻就是援助自己”。纵观导斌的许多作品，就可发现，他的侠义天性，使他在他人面对不公正时难以保持沉默，就如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所说的：“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

    由于不愿做一个肤浅而幸福的人，导斌拒绝恐惧，战胜恐惧，终于从容赴狱。甘地在和平抗争时曾经说过：“把进监狱当作回家。”这是令一切暴君害怕的精神力量。在寒冷的北欧，我以这篇小文，遥向中国最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之一－－－我的导斌老弟致以敬意！ 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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