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制度之一。然而，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不少作家在这个恶劣制度中成长，却因为观察和描绘这个制度下非人的生活，从而写出杰出的作品。如同在腐臭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吸收了养分，其花朵非同寻常地灿烂夺目。

    在南非作家群里，有三位闻名世界：获1991年诺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据说已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的安德烈.布林克，还有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 M. 库切。这三位作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属于“白人自由主义者”，在反种族隔离的抗争中，曾给予黑人各方面的支持和声援。但三人也有显著的区别：戈迪默女士坚守心理现实主义写作，不但其作品具有强烈政治倾向，而且还直接参与反抗活动，因此成为大名鼎鼎的黑人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布林克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揭露社会矛盾，公开抨击种族制度，因此曾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叫骂为“叛徒”。

    从美学和哲学角度否定种族制度

    本文要谈的2003年诺奖得主库切，可以说，是这三位作家中更为激进的一个。他不是像前两位那样大量卷入现实的政治活动，而主要是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去深入解剖、彻底否定南非种族制度。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库切小说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南非种族制度所导致的价值观和行为，在他眼中，这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

    在库切的《铁器时代》里，柯伦太太患了癌症即将去世。这位一生反对种族制度的老教授，因为隔离，平时没能看到真正的恐怖状况。就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目睹了南非政治变革前夕的黑暗：被焚烧的黑人小镇，女仆的儿子那遍布弹孔的尸体，无所不在的警察暴力和黑人的奋起抗争。柯伦太太给她在美国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叙述她的感受和顿悟：“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位白人女性觉悟了，她最终成为一群黑人孩子的监护人。

    库切的小说大都是流畅好读的，但给人一种沉重的感情压力。他不像戈迪默那样经常描写战斗在反抗第一线的黑白男女，他喜欢写“非英雄”一类的小人物。正是他笔下那些边缘人物的命运，让人们认识到南非种族制度下生活的全部悲剧性。例如，在第一部获得布克奖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的故事里，库切写一位白人园丁，想要寻求田园生活的安宁，带着他生病的母亲离开城市回乡村老家去，母亲在半途中去世，把他孤零零地留在一个充满了暴力的混乱世界上。后来他被追杀，被监禁，备受折磨。

    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是所有人的精神炼狱，没有人能够过一种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这是库切通过他的悲剧的审美眼光和深沉的哲学思考，试图在其作品中告诉人们的。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是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小说家在行刑室门前安营扎寨

    在文论《黑暗的行刑室：小说家和南非》里，库切引用别人的话说：“小说家是一个在一扇关闭的门前安营扎寨的人，这扇门里面便是不准观望的黑暗禁区－－－行刑室。”为什么南非作家会被行刑室吸引，要守在行刑室门前安营扎寨呢？

    只有了解当时南非残酷的现实，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作家。那时，大量的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数不清的伤疤，很多人不能活着走出行刑室。库切在文中提到南非的两个特殊案例，一个是是黑人活动家斯特维，死于警察手中； 另一个是黑人贸易会的白人官员内尔·阿格特，他在监禁中自杀。库切形容说：“监狱，霍桑称之为文明社会的黑色花卉，是突然在南非的土地上绽放的。”

    像“黑色花卉”一样遍地绽放的监狱和行刑室，却不准人去参观和拍照。当时的南非，有一条特殊的法律禁令：只要摄影机对准某些场所就必须打碎其镜头，过路人不能用任何方式来确证他亲眼看见过的某些建筑物，否则严惩不贷。无人能够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们却无法对这一切血腥视而不见。于是，他们守在不得入内的黑门外，想像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行刑室成为他们想像和创作的源泉－－艺术的子宫。

    库切解释说：“数年前我写的小说《 等待野蛮人》，涉及到行刑室对一个良知未泯的人生命的撞击。酷刑，对许多南非作家有很大影响，已经形成一种黑色的迷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我而言，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行刑室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隐喻，极权主义与它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达到赤裸裸的极端地步。在行刑室里，在违法与否的模糊状态中，滥用暴力对个人的肉体存在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即使不毁灭他，至少也要摧毁他抵抗力的内核。－－－。行刑室作为极端的人的体验的场所，可以导致无人救助受害者的这一事实，是何以值得小说家迷恋的另一个原因。”

    因此，当库切一类有良知的小说家在全景描绘南非生活时，行刑室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受难的该诅咒的场所被揭露，人性因此有可能得以恢复。鲁迅曾在分析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创作《穷人》的意图时，认为作者是“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他们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承担“抵抗历史”责任的自由战士

    被西方媒体广泛喻为“自由战士 ”的库切，在一些中国读者看来，有点像我们当年的鲁迅。现在南非的中国作家恺蒂，在《南非作家库切：自我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文的结尾指出：“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自由，并不像当今一些肤浅的中国作家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下半身的自由。从哲学角度来看，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一种人际关系，是与必然性相联系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自由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库切曾指出，写在南非宪法上的自由，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小说家与历史的关系，有“抵抗历史”的一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库切深深懂得，在种族隔离的钳制下，作家个人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作家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不能放弃他在美学的和伦理上的抵抗。这种 “抵抗历史 ”的责任，并非外来强加给作家的负担，而是来自内在的良心的呼唤。像戈迪默一样，库切则把这种责任称为 “一道命令，一道先验的命令 ”。他说，“严肃性，对于某类艺术家来说，是一道与美学和伦理相统一的命令 ”。借用鲁迅的 “听将令 ”的表达法来说，库切不是听从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的将令，而是听从自己审美观的召唤，听从自己的 “良心 ”的 “将令 ”。

    有人曲解鲁迅的话，把 “听将令 ”作为鲁迅跟党走的证据。实际上，鲁迅1922年在《呐喊》中说 “听将令 ”的时候，跟刚刚创立的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鲁迅要听的 “将令 ”，与库切听从的 “命令 ”，与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作家的严肃性和独立性是相一致的。正如鲁迅被中国人称为“民族魂”一样，库切也被他的祖国称为“南非的骄傲”。

   (原载《开放》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