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瑞典朋友丹宁尔一夕谈──

   我的瑞典老弟丹宁尔坐在斯德哥尔摩他那10层楼上空空荡荡的房子里，睁着他那诚实的松褐色的眼睛，用他咬字清晰的标准汉语惊奇地问我：“都快21世纪了，你们中国还要打仗吗？”

   其时中国政府正在不厌其烦地宣称，说台湾的统一问题不能长久拖延下去，并不排除武力解决云云。与此同时，中国军方以台湾为假想敌的军事采购、导弹试射什么的，也在在证明中国政府不太愿意给海峡两岸永久的安宁。

   在夜色朦胧中，我把一盆蓝色的花摆在丹宁尔的窗台上。研究哲学、经济，又精通汉语的瑞典人丹宁尔，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人“身无长物”的生活哲学。他并不需要我送花给他装饰房子，因为他自己心里就有许多花朵。除了智慧之外，他心中最美的花儿是──对这个世界的人道关怀。

   我没有直接回答丹宁尔的问题。因为在瑞典的这些年我总是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这块绿色森林覆盖的土地上，会出现那么多为和平和人权奋斗的人。这是我在中国的30多年间见所未见的。我犹犹豫豫地告诉丹宁尔：如果台湾不愿回归中国，是有一些中国人愿意为祖国统一而战的。

   瑞典人引为光荣的历史一页

   在海峡两岸都留学和工作过的丹宁尔明白我说的是真话。面对我的困惑，他谈起享有200多年和平的瑞典，在本世纪初为避免战争曾经作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当年（1905年），挪威人闹着从瑞典联盟里分裂出去。为此，瑞典大军已经候命边境。以瑞典当时的军事势力，打败挪威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时国内主张打的政客和军人也不少。但是战争终究没有打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瑞典的一批先进的知识份子组织了一个“瑞典和平和裁决协会”。他们大声为挪威人的自决权和瑞典人自己的和平权呼吁，并得到了好些工人组织的响应和参与。瑞典和挪威两国边境上的友好居民也联合一致，相约双方都拒绝为本国军队当作战的向导。这样，在当时的瑞典形成一股巨大的“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舆论潮流和对执政者的压力。挪威人得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平地独立。

   我笑着说，这些瑞典知识份子在中国人眼中可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或者应该叫“瑞奸”吧。

   丹宁尔说，那些“卖国的”瑞典知识份子为挪威争取自决权，和瑞典人自己在那个时代争取民主投票权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说，你既然要为自己争取民主、自由，你就得给别人民主、自由。此外，对于当时刚刚萌芽的符合瑞典传统的世界性的和平运动，瑞典人是热烈的开风气之先者。

   对于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丹宁尔说他完全没有意见。独立不独立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避免在新的世纪重蹈20世纪里几次大战的覆辙。学会如何共存，如何从战争的文化过渡到对话和理解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之一。

   在这位长期义务地为中国人权事业工作的瑞典老弟面前，我只有接受再教育的份。末了，丹宁尔给我介绍了几本书，其中有瑞典人写的为和平的斗争，有挪威人写的从世代仇敌到友好邻居，都是回顾那段两国人民引为光荣的历史一页的。

   我答应用我可怜的北欧文水平去努力读懂这两本书。

   是什么驱使他们以侵略为职责？

   而丹宁尔自己正在阅读一本德国女作家韩南．阿伦德写的长篇报告集。这篇题为《日常的罪恶》的书报导说，德意志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它之所以走上人类的被告席，其深层原因却在于文化，……在于德意志文化中对国家机器和权力的崇拜、民族自大的集体激情，由此造成席卷全民族的法西斯狂热。

   与此相似，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驱使平时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农民或大学教授）把刺刀直刺入中国老人和幼童的躯体的，也是日本狂妄的民族自大文化心理和它的社会机制。对天皇和上司的无限效忠，对“下等的中国人”的蔑视，足以使大批纯朴的日本青年犯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

   不了解昨天就不足以警戒现在。民族自大感情也不是德国、日本民族所独有。一切政治和战争都是各种情感汇聚冲突的结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视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政治激情，被专制者利用作为工具的典型演义。

   从来不曾有过一场好的战争

   爱因斯坦说：“我同意伟大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一句话：从来不曾有过一场好的战争或者一场坏的和平。”

   然而我们一些中国人说，不打仗，台湾不愿回归怎么办？

   我的瑞典老弟丹宁尔说，如果你们中国用打仗的办法逼得台湾回归，你们得到的将是一个仇敌。就像当初在瑞典统治下的挪威人视我们瑞典人为仇敌一样。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突然记起海明威一篇小说的名字，那个别有深意的名字是：胜利者一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这个名字道出了现代战争的特征。现代战争将不再像古代战争那样，是典型的“你死我活”。古代的征服者可以神气地占领失败者的土地、女人和资源，一切战时的“损失”，都可以在胜利以后得到加倍的补偿。而现代战争将是毁灭性的高科技战争，其结果将会是：作战双方“大家都不要活”。

   迷信用战争和武力能够解决问题的，可以借此开开茅塞。

   也许，在新的世纪愿意过和平日子的人们，不应该老强调自己是“ＸＸ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或台湾人──，而要强调自己是不愿同归于尽的“人类”。不让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为所欲为，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良心责任。

   希望我们中国人能不再犹豫地回答丹宁尔的问题：

   　　“……无论台湾是统是独，我们中国不要打仗！”

   （本文原载《开放》杂志1998年11月号）

    　1998.11.1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