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作品选编：从爱情的囚徒到欣悦的灵魂－－

道学家会看到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谈她的风流韵事；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会看到她们的先行者如何在中国肃杀的政治环境下，顽强地追求爱情和性自由。像卢西迪一类主张世界多元化的西方作家，会以此为例大力赞赏混血儿的健美和智慧；关注社会的人会在这两本书中，听到中国毛式革命、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西方知识分子反殖民主义的抗争、以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回声；宗教人士会看到佛教给予人的心灵陶冶与启迪；人权志士会在这两本书里，找到一个执着于人道主义理念，时刻关注弱者支持民主的忠诚朋友；－－－。

而我这样一个普通女人，则很有兴趣在这两本富有传奇性的书里看到，主人公“张雁鸣”－－一个发间插朵素雅白雏菊，深情弹奏肖邦小夜曲的少女，如何先后在男权专制的中国和自由法国，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情海狂涛，度过她的激情年华，又如何在她一切归于淡定的晚年，对其绚烂多彩的情爱人生进行自省与领悟。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女性、女性欲望和女性的永恒。

绝色美人创造“爱情乌托邦”

记得在法国的一家饭店里，我和已退休的巴黎大学副教授－－雪梅大姐谈起她的两本自传。口无遮拦的我好奇地问：“你的罗曼史里牵涉到不少有妇之夫，对此你是否有一点歉疚感？”大姐坦然地说：“这正是我现在经常忏悔的内容。”于是我陷入思索之中：假如一切可以重新来过，大姐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结论是否定的。事实上，以大姐不同寻常的家庭出身、独特的热情气质、超人的美貌和所受的教育，假如青春可以重来，她还是会和众多的“桃色事件”纠缠不清。作为一个混血女孩，雪梅自幼在德国母亲的影响下，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她爱诗爱花，爱古典音乐爱弹钢琴，并能说多种外语。生活对常向大海倾吐隐情的少女雁鸣来说，只是一个急切的期待：投身于电闪雷鸣般的伟大爱情。

就像不断酌饮美酒一样，书中的雁鸣从少女时期开始，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世间最强烈的快感－－－爱情之中。她的艳闻频传：从青梅竹马的童年恋人，到爱上有妇之夫的医生宋涛；从与德国指挥家霍夫曼发生婚外情，到追随法国留学生亨利移民法国。三次婚姻均告失败后，中年独身的她，受六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婚姻制度违背她酷爱自由的天性，远不能满足她对生命的诉求。于是，独身女人的她更加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为自己的罗曼史创造新纪录。

真应了一句中国古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丽女性更善于为自己创造“恋爱乌托邦”。充满生命活力的雁鸣，如同飞蛾扑火，一次一次和异性冲撞出爱的火花，在性爱中经历欲仙欲死的过程。每一次诗意的相逢，每一次梦游般的投入，炽烈的情感和肉体的欲望交融，连战神也抵挡不住爱神的到来。即使是在浪漫爱中饱受矛盾、等待、自责和嫉妒等痛苦，她也乐此不疲，并把痛苦视为高尚爱情的必须。

爱情是她长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精华，为追求爱情，她经常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连照顾孩子都心不在焉。每一次堕入爱河，她都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在心里描绘理想的男性肖像：神采的、俊美的、智慧的、－－。沐浴情海之后，她没法避免由吸引力减退到厌恶丛生的过程，一旦失去缠绵、狂热和激情，生活就变成了一张苍白的纸。

因为，罗曼蒂克的本质，与“虚构”是相通的，是真实人生难以永存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悖论：爱的存在是以爱的不能实现为前提的，爱的实现之日也就是爱的死亡之时。每经历一次爱情，雁鸣就要失望一次，因为男女关系一旦公式化，浪漫所系的神秘就失踪了，浪漫也就远去。野性而且喜欢猎奇征服的雁鸣，既无法忍受单调无趣的婚姻，也无法和任何一个情人白头到老。飞蛾扑火的炽热过后，往往要面对一片冰冷的感情灰烬。

女性写作的高下雅俗之分

前年的巴黎书展上，既有谭雪梅的自传体小说法文版，也有中国的卫慧、棉棉的作品。那两位“上海宝贝”在法国电视上矫情地说：“我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这样，两代来自不同时代、同样书写女性生活欲望的女作家，在笔者眼里，就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卫慧这批90年代以来的“美女作家”，在其作品中放肆抒写肉体感受，这是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的部分继承。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人有权写出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身体语言写作，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然而，卫慧们的肤浅和低俗之处在于，她们摒弃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色彩，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

没有勇气问津社会问题，只是在精神虚无的状态下，片面地“大胆”实践感官写作。“美女作家”们一味自恋而放纵地展露肉欲，把女性贬低到只有生物性的地步。比较起她们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真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这些缺少享受精神浪漫爱能力的美女作家，却以其癫狂的性欲描写，在商品化淘金时代沽名钓誉赢得市场。

而深受西方古典文学熏陶，又经历过1968年法国“五月风潮”的雪梅大姐，属于坚持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她具有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在爱情中强调情感至上，追求的是男女之间爱与欲的融合。用徐志摩的一句诗可以形容：“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高贵的雪梅大姐两袖清风，情爱从不涉金钱。她的这两本自传，中国大陆有出版社想要出版，但希望她删除批评中国政府的政治性内容，这个可以赢得市场的机会，被雪梅大姐断然拒绝。

在雪梅大姐的书里，漂亮女人不只是“性的人”，她不只是有一个迷人的躯体，而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结合。这些正统的女性主义者相信，女权和人权是一致的，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在小说主人公雁鸣追求爱情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

融入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

那是中国动荡的年代。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中共建国后十年里的各项政治运动。纯真的混血少女雁鸣，怀着爱国热情投身于时代洪流。为宣传党的政策，她曾随歌舞团去到大西南山区，并去朝鲜慰问中国志愿军。为了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嫁给一个能够帮助她进步的共产党员。

然而，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抵消她另一半西方血统的原罪，她得无休无止地向组织上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文化情趣。在朝鲜时，一位爱慕她的波兰医生曾私下告诉她：“共产党党内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当时年轻狂热的她无法理解，直到反胡风运动使她尊敬的歌舞团团长精神崩溃，她才开始对共产党打一个问号。曾经把她带进革命队伍的弟弟，后来看透当局的虚伪而逃亡。当时在北京，她接触到一些五十年代来华的西欧留学生，那些到中国留学的西方左派告诉雁鸣，天安门国庆典礼和德国法西斯的群众大游行很相似，1957年的反右也是西方左派无法接受的。这一切，使雁鸣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渐行渐远。

雁鸣爱中国，也爱母亲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到后来，她身上的西方遗传－－酷爱自由的天性终于占了上风。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她从向往、信任到迷茫、怀疑，最后跟随一个法国汉学家离国出走，投奔象征自由的法兰西蓝白红三色旗。

在纪实小说的下集《情归法兰西》，我们看到小说主人公在异国情海沉浮的同时，热切地关注社会正义。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掀起民族独立运动中，巴黎的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雪梅勇敢地在街头救助伤员。在巴黎五月风潮中，她和学生一起参与运动。当苏联坦克驶进捷克，碾碎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共产梦”，此后三十年间，她阅遍铁幕后发生的一切。

自称“中国人”的雪梅，离开中国后仍然教授中国文学，对祖国的关怀萦绕心中。当年，她从一本逃亡香港的红卫兵采访记，获知文革之谜。在了解文革真相后，她对中共的信念崩溃，并为此长期受到精神折磨，因为她自己在法国享受民主自由，而在中国的同胞却承受了那么多悲剧。尽管信奉爱情至上，但深具人道主义理念的雪梅，从未将他人的苦难置之度外。“六四”血溅长安街，谭雪梅为中国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感到无比的愤怒。她热情帮助六四流亡者，从不愿错过一次六四纪念。即使到后来，六四抗议活动由声势浩大变成寥寥无几，连一些中国流亡者都不再参与，她仍然坚持每年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女儿对她说：“妈妈，再过几年恐怕就只有你一人了！”她说：“不错，只要六四还不平反。”她盼望有一天能够在天安门前纪念六四，在死者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

从小爱走向大爱

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雪梅是一个常念玫瑰念珠的天主教小信徒，后来，她又以信仰天主教的热忱去追求过共产主义理想。到了晚年，因为学太极拳的因缘，雪梅修炼成了一个佛教徒。佛教教人归真返璞，本来就为人真诚很有善根的雪梅大姐，在精神上更达到超然境界。她修佛教不是一般的吃素念经、烧香拜佛，她信仰更重要的是行动，是与人为善，去爱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她终于从情网中解脱，从此与音乐、文学、太极拳为伴，欣赏小孙儿的甜蜜笑脸，过着一种“风平浪静云归去”的生活。她开始领悟佛教的意境，仍然注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在她的回忆中，中国给她留下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回忆是最美好的，但她最为尊崇的理念，却是她的第二祖国－－法国的人文价值观。

这样两本暴露个人隐私的自传，是雪梅大姐在精神上归真返璞之后的结晶。曾经长期在情欲中迷失，她需要对自己的一生做个交代。因此，顶着孩子的压力，她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以绝对的真诚和坦白，豁出去将自己的过去公之于众：一个失去自由的爱情囚徒，如何获得欣悦的灵魂。

雪梅大姐这两本自传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和深刻的。把这种书简单地视为“风流女人”的偷情记录和自白，就会忽略了其中关于人性和社会性的意义。雪梅大姐经历的，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从追求个人爱情幸福失望，到关注普遍人权，热爱有情众生，领悟人生真义。从小爱走向大爱，东方的佛教教义和西方的人文价值，在她思想上完美地融合。

西方谚语说：“美貌只有皮肤那么浅”，但美貌一旦与真、善调和，就成了永恒之美。歌德曾经在《浮士德》里塑造了一个叫玛甘泪的美丽女性形象，让她在受到爱情诱惑之后，作为“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行”。我在雪梅大姐的自传中，看到这类女性的现代折射。 04010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