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国内一位著名的文革研究学者吃饭聊天，谈起刘国凯，他赞赏地说，刘国凯是他所了解的人中，对文革认识最早、思想最深刻的一位。我对文革没有多少研究，这位学者的看法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们海外流亡人士里藏龙卧虎。

    前几天收到国凯兄寄来的一本厚厚的新书－－《草根蝉鸣》。封面上，一片盛开白色小花的绿草地，国凯兄戴着眼镜，站立在蓝天下，如同他脚下扎根土地的青草一样，朴实无华。然而，用“蝉鸣”来形容自己的作品，国凯兄太谦虚了一点。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蝉是不能不鸣的，“即使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鸣叫，也要道出自己的心声。”

    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积几十年之心力，始终不渝地参与中国民主事业、并对此进行思考的人，以他对国家民族深沉的责任感，以平民议政的精神，在做大卡车司机的辛劳之余，贡献给我们这部48万字的政论著作，他袒露的“心声”，必定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在《草根蝉鸣》中，一般学者最看重的是“文革篇”和“理念篇”，因为这是刘国凯比较突出的两项研究成果。从七十年代初中国最恐怖的日子开始，刘国凯就开始收集资料并暗中写作，他的文革史观以其独特的论述，冲击了中共编造的伪文革史的正统性。在“理念篇”里，刘国凯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及和平演变的主张，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异之处做了清晰的分析。

    对于我这样一个海外流亡人士，刘国凯的“民运篇”令我深感兴趣。海外流亡得到天空失去大地，并且陷入谋生艰难的苦恼和孤寂之中，很多人消沉了，颓丧了，刘国凯凭什么这么多年坚持参与民主运动？

    在海外多年一直靠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谋生，刘国凯这样阐述他的人生价值观：

    “我认为人生还可以有另一种模式。那就是，在基本生活得到解决后，无需再把全部精力用于博取更多的物质享受，而应分出若干部分用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切和投入。这种人生价值观使我在职业和物质生活上缺乏进取精神，却又使我在精神世界里不停地跋涉和开拓，使我‘位卑未敢忘忧国’。”

    由于有这种价值观做精神支柱，刘国凯在海外民运萧条的形势下，为民主事业无怨无悔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海外民运究竟有没有失败》中，他以自己多年来清醒的观察，分析海外政治生态的变化造成民运的困境，并且和所有真诚的民主人士共勉：“我们一定要自尊、自重、自律、自力。”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忠诚的民运战士，“生，为中国民主运动之人；死，为中国民主运动之鬼！”

    尽管在国凯兄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但我看来有其局限性，但我仍然钦佩他的诚实和认真。他如此严肃地写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社会的审阅，愿意听取公众的评判。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解开的情结，但只要我们虚怀若谷，愿意听取他人（包括他民族）的意见，我们就有对话和磋商的可能。任何民族问题的要义，归根结底都是人文关怀。

    04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