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我在获知蒋彦永先生公开向当局提出“为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消息时，心里有难以描述的感动和感激。在感动之余，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是上个世纪的一代文豪，蒋彦永是当今名医，这样两个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人道主义精神上一脉相承。
   
    鲁迅和蒋彦永都是浙江人，都是世家子弟。蒋彦永终生行医，因其职业之故，他在抗击萨斯期间，揭露真相拯救人民。现在，他又勇敢地公开自己亲身抢救六四屠城遇害者的具体经历，为六四亡灵呼吁，成了海内外中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被视为“民族魂”的鲁迅，当年也曾一度学医。他在日本专攻医学时，偶然看到一部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的中国人表现出麻木之状。深受刺激的鲁迅认识到，光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于是鲁迅弃医从文。

   
    在这两位浙江人的生平中，都曾遇到当局屠杀学生的暴行。一篇檄文《纪念刘和珍君》，写尽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的悲愤，他痛斥当局的暴行，长歌当哭：“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而蒋彦永在他《上本届“人大”“政协”会议书》里，以一个外科医生的严谨，真切地记叙了301医院在“六四”掺案发生之后两个小时在内，“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情况。他描写自己当时看到那些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时的反应，“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
   
    面对淋漓的鲜血，救助过许多年轻人的鲁迅，一直开展对国民性的批判，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目的是启发民众觉悟，去反抗压迫与压迫者，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对于一些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鲁迅说：“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与作家鲁迅在批判现实的思想建树不同，终生行医的蒋彦永身体力行。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蒋彦永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十五年中，他于“1998年曾和部份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他还利用机会，把自己的六四亲历及其看法当面告诉了中共元老杨尚昆。现在，他又公开站出来要求为六四正名。
   
    鲁迅和蒋彦永都为受难者沉痛呼吁，他们在医治国人麻木的心灵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比较起来，立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是不幸的，作为清醒的孤独者，他长期在绝望中抗争，因此陷入痛苦的绝地。而蒋彦永先生却赶上了一个人权意识普遍觉醒的网络时代，他的呼声传遍世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赞同，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人道楷模。
   
   04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