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作品选编：留在皇家文学院的空椅子

为异国作家卸去诺贝尔评委桂冠、写出这样美丽的诗句的作家，并不是一个纯艺术主义者。他甚至是一个激烈的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者。在1989年之前，他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院士，在那令人仰慕的金碧辉煌的会议厅里有着一把终身制的固定交椅。但是，1989年发生了《魔鬼诗篇》的作家萨尔曼．卢西迪因触怒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被悬赏追杀的事件，维拉和女作家夏斯婷．艾克曼、院士劳斯．吉楞斯登一起退出了诺贝尔委员会。

由于瑞典文学院有严格保密纪律，规定凡内部发生的事情在50年内不能对外公开，所以我们至今无法清楚地知道：7年以前，座落在古色古香的斯德哥尔摩老城的文学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激烈的争吵？

就笔者所能找到的资料看来，维拉等3位院士的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

当时，世界各地都响起声援卢西迪的抗议之声和要求保护观点和出版自由的呼吁。为了促使瑞典政府正式表态，瑞典的作家协会、记者俱乐部和出版俱乐部等12个组织基于出版自由这个原则，共同起草了一个呼吁声明。他们也询问皇家文学院是否愿意参与签署这个声明。

维拉．阿斯佩斯特罗姆是当时的文学院的会议主席。他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文学院当然应该参加签署这个呼吁声明。对卢西迪的死亡威胁是绝不能被认可的。”由于当时时间紧迫，少数人不能立即作出决定，维拉甚至考虑另外为文学院单独起草一份声明，以简洁有力地表示其抗议。

但是，由于瑞典文学院有不干预政治、不参与任何呼吁的传统惯例，在激烈争论之后，3位坚守己见的院士终于愤然宣布退出皇家文学院。其中女作家夏斯婷．艾克曼在退出文学院后，联合一些瑞典作家专门为卢西迪被追杀事件成立了一个营救组织。

卢西迪的命运因抗议而改变

像维拉一类的欧洲知识份子为卢西迪的人身自由所做的勇敢抗争，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7年前，陷入绝望境地的卢西迪曾一度软弱，向伊朗认错，希望能留下一条小命。然而无济于事，即使霍梅尼去世，伊朗悬赏追杀他的金额反而由100万美金增至300万美金。但是，经过世界各地正直的人们多年不懈的努力，欧盟施加压力，终于迫使伊朗作出不再追杀卢西迪的口头承诺。

去年10月，卢西迪的新作《摩尔人的最后叹息》获得欧洲的“最佳文学奖”。但丹麦政府以无法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为由，拒绝让他到哥本哈根出席颁奖仪式。而迫使丹麦政府收回成命并道歉的，也正是国际文学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之声。

瑞典文学院里的三把沉默的空椅子，无休止地在向人们追问：如果我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讴歌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难道他们应该对现实的残忍视而不见、哑然无声么？

虽然瑞典当年曾有用钢铁交换德国纳粹黄金的政府官员，现在也还有不法的军火出售商，但是瑞典的优秀知识份子是继承了欧洲知识份子的优秀传统和风骨的，一如当年的左拉出面声援蒙冤的犹太人军官德雷斐斯。

如果知识份子也在人类的不公不义面前噤声，那么人民还能指望谁呢？

中国作家是否有一份义务

谈到中国作家的义务，笔者首先想到台湾女诗人王渝小姐。这些年来，王渝以她出色的中文和英文，为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做义工。但是在先被共产党文化、后被市侩精神薰陶的大陆，对因文字和观点入狱的魏京生和刘小波等人，想尽一份援手义务的中国作家濒临绝种。

也许沉默也还算是一种美德，它表明人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强权面前怯懦“不够胆”。最可恶的是不甘沉默，如洋洋得意的张贤亮发表的对魏京生表示蔑视的言论。这位历经冤狱的老右派如今苦尽甘来，赚钱赚得盘满钵满、风花雪月之余，他竟然睁着眼睛给共产党帮腔，说现在中国已没有无辜的人坐牢的瞎话。可见盐水也好，碱水也好，再煮、再泡也改不掉他那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轻薄和无聊。

又如以“精神圣徒”之称闻名大陆的张承志，他的“拒绝投降”的犀利投枪也只是指向一个小小的与人无大害的王朔而已。

作为无数沙丁鱼和青虫之一，笔者愿意再译出维拉的一首小诗献给读者，以表示对这位现已复归尘土的农家子弟，和人类的正义感、尊严和气概的悼念。

　　万年之后

　　万年之后，冰川融化。

　　被冰冻的孩子浮出来

　　继续他那繁忙的游戏:

　　用枝条、松果、

　　公牛、母牛和小牛……

　　建筑起一个农庄

　　以对抗死亡。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1998.11.7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