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在湖南张家界开一个全省教学研究会议。按照惯例，会议安排了一天时间，让与会者去风景点游玩观赏。那一天正好是四月十五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刻下深深痕迹的一天。
   
   张家界的春天，美得让人眩目。长期过著从家门到校门的机械生活，一下子置身于翠绿欲滴的森林，看不完的奇山异峰，山涧涓流，名花异草，－－我简直要玩疯了。傍晚，当我山花插满头，手里抱著一大把青青竹笋，乐不思蜀地回到招待所时，一位同事告诉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像突然被泼了一瓢冷水，我顿时醒过来。
   
   像我这样自小就跟随父母下乡回老家，在闭塞农村长大的人，对遥远京城的政治，长期以来，持一种不甚关心的态度。但胡耀邦先生其人其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他突然辞去总书记职务又突然去世的命运，除了令我感到悲哀之外，更使我对中国的前景产生了一种黯淡之感。

   
   张家界会议之后我路过长沙，听说有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但我没有亲眼见到。二十四日早上去乘火车时，看到长沙街头有玻璃散落狼藉状况，据说是发生了抢砸商店事件。
   
   后来我作为囚徒被警车押送到长沙服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位可爱的胖姑娘，她叫蒋剑华，她的「罪行」和我那天看到的情形有关：在4月23日长沙一些商店被砸之后，她路过现场，看到地上散落著一些毛衣之类的商品。这位胖姑娘不动脑子，就捡起一包毛衣，笑呵呵地往家走。没想到被便衣警察跟踪，她很快就被以「反革命抢劫罪」「从严从重」地判取有期徒刑8年。这是后话了。
   
   当时我回到邵阳，继续过我教书、带孩子的平静生活。五月十三日北京学生绝食，每天听到广播报导学生绝食多少多少天，我的心就一阵阵揪紧。当时，湖南邵阳师专的学生也上街游行，在本市的广场上展开声援活动。学校领导严令教师不能参与学生运动，我也很听话，每天夹著课本去上课，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一下，应付了差事，马上回程料理家务。只有一次，我不顾禁令，跟著本校游行的学生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记起上小学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饭，就半途退回，买菜做饭去了。
   
   五月二十六日，我和前些日子一样，夹著课本到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了一下后，乐得清闲的我就打定主意，上街去购置夏季的衣服。在办公室给女友打了一个电话，约好在百货公司碰头。放下电话，迎面看到我班上的两位学生，一位姓黄，一位姓周。
   
   他们刚从广场示威回来，满脸的疲惫和激愤。富有诗人气质的黄对我说，他们准备上北京去自焚，因为李鹏政府下达了戒严令，用军队威胁要求民主的学生，他们决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一下子惊呆了。结结巴巴地，我努力劝说他们，说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珍惜生命。但两位年轻人的坚定誓言，不是我能轻易说服的。看见劝说无效，我慌慌张张跑回家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要对那两位学生的安全负责，不能让他们出事。带著钱包我就往火车站跑，追上了那两位学生。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包围的北京，带向不可知的未来。
   
   车到北京，我们就遇上了「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风尘仆仆的我们立即就加入了游行队伍。此后，两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他们和其他外地来的大学生一样，支起红色的小帐篷，挂起邵阳师专的旗帜。看到他们的情绪已经稳定，我放心了，就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广场、北大等地东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周，给我上了生平第一场民主政治课。我以前的那些有限的政治知识，只是共产党课本上的可怜教条而已。在北大等地阅读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大字报后，我明白了，政治并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政治是一种责任，是影响我们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生存的责任，它应该由人的良知所支持。我这个从不问政治、思想后知后觉的人，当时有被启蒙之感，这就奠定了我以后成为「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基础。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白天艳阳高照，晚上却时常下雨，我的学生－－－这时已经增加到五人－－睡在地上，经受日晒雨淋。我每天去广场，一个一个帐篷观望，看到一些大学生坐在那里看书，就问他们为何不回去。他们说，要等到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召开，纠正四二六社论，让军队撤出北京，他们就回校参加考试。那些男女大学生的责任感和青春朝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六四屠杀发生，我多次流著眼泪发表强烈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眼前就闪现著那些捧著书本在天安门静坐的大学生的影子。
   
   在北京的后来几天，人民大会堂的广播员播送当局的公告，劝告各地大学生回校，公告说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师生，旅途一律免费。我看我的学生们在广场够艰苦的，暂时看不出静坐有甚么结果，就说服他们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们师生一行六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广场，乘车回湖南。
   
   回到邵阳以后发生的事情，有《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9）刑一初字第150号》记录在案：
   
   「被告人莫莉花与邵阳师专学生黄某某、周某某于1989年5月26日离邵到北京了解动乱的动向，并收集了一些动乱的资料。返邵后，莫于6月3日晚在邵阳师专培训部教室向80余人发表了所谓《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认识》十大问题的演说。蓄意渲染政治动乱并攻击、诬蔑「李鹏制造动乱，以军队要挟人民，只要没有李鹏，天下立即太平」。鼓吹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议会制、政治设计等。6月6日晚，莫又在邵阳师专广播室利用广播设备向全校师生职工进行演说，再次散布了上述反动言论。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莫莉花于6月4日晚和5日上午，在邵阳师专和黎某某等极少数人为一小撮暴徒召开的「追悼会」上和邵阳市人民广场发表演说，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狂妄叫嚣要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要以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去祭奠暴徒的「英灵」等等。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坚定结论在卷佐证，被告人亦供认在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莫莉花在我们党和国家赢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公然发表演说，为北京的反革命暴徒鸣冤叫屈，歌功颂德，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毒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和措施，煽动群众进行对抗，妄图以此来达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莫莉花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5/3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