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初到瑞典时，诺贝尔文学奖对傅正明这位研究西方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一座难以攀缘的奇丽山峰，一片如他所居住的斯堪地纳维亚一样广阔葱郁的森林。怀着浓厚的学术志趣，傅正明孜孜不倦，在原有的英文基础上，增学瑞典文作为探索工具。十年寒窗过去，世人雾里看花、众说纷纭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笔下展现其真实的风景和魅力。
   

   
   全景鸟瞰与微观剖析
   
   
   在最近出版的《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台湾允晨出版社)一书里，傅正明对这一片浩瀚的文学森林，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全书三十多篇文章，各篇既独立成章，又形成一个整体，由此勾勒出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揭示出诺贝尔文学奖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以及百年评奖的得与失。
   
   傅正明特别注重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对诺贝尔遗嘱的诠释和文学奖标准的解读，是世界文学理论界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自上个世纪初，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开始尝试解释诺贝尔遗嘱之后，不少瑞典和欧美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和诺贝尔传记作家，就诺贝尔遗嘱中文学奖“理想倾向”的人文主义标准，撰写专著和专文进行讨论。然而，这一研究在中国几乎是个空白，这与中国文学评论界长期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标准有关。
   
   从理论上研究诺贝尔文学奖，需要参考瑞典文学院的历史文献资料。根据五十年保密的原则，瑞典文学院只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五十年：提名和选择( 1901－ 1950 ) 》，而其后五十年的评奖内幕，就只能从历年来的诺奖公报，颁奖评语和颁奖词，以及每年瑞典报刊上评介、争议诺奖的大量文章，去追踪研究了。幸好瑞典人很支持中国学者的研究，诺贝尔基金会和诺奖评委主席，都多次授予傅正明翻译他们文章的版权。
   
   除了描绘这片文学森林的宏观远景之外，傅正明还对诺奖作家和作品，进行微观的研究，如同进入密林中，他仔细考察一棵棵树的大小和材质，欣赏其内涵、风姿与色彩。该书涉及一百年来的获奖作家，其中一些重点作家，如吉普林、罗素、托马斯·曼、艾略特、海明威、马尔福兹、达里欧、索因卡、格拉斯、奈保尔、凯尔泰斯、库切等，都有专文进行论述。
   
   
   
   时代要求我们唱歌
   
   
   　　 西方人常把人生比喻成一个杯子，把文学喻为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由此强调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作家作品必然带有时代色彩。傅正明在研究诺奖时惊讶地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在写作中既回眸历史，也展望未来，但都无法摆脱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他们的作品几乎集二十世纪思潮之大成，例如无政府主义、怀疑主义、殖民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平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印记。同时，上个世纪的各种文学表现手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在诺奖作品中应有尽有。
   
   于是，傅正明致力于梳理诺奖作家作品，从中追溯百年来各种思潮的发展和走向。例如，他从吉普林的诗歌中分析出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衰，从黑塞的小说《悉达多》看东西文化如何汇流，从罗素看和平主义者的理念与实践，从海明威小说分析出他所处的那个充满骚乱和战争的时代特征，从托马斯· 曼的小说看人文主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美学，从马尔福兹的创作道路烛见法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融，从索因卡的批判探索非洲兴起 “黑人特色 ”运动，从萨拉马戈的小说比较分析中西哲学的人性说，从凯尔泰斯获奖看奥斯维辛后人类悲剧的集体记忆，......。
   
   有时候，一个自然形成的作家群体，体现了颇为接近的时代特色，傅正明因此把一些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归类，做整体性的研究。例如，在《幻影之恋》中，他集中分析了西方左翼作家们的共产主义之恋；由于诺贝尔家族中有一大群犹太人，他撰写了《信仰和改宗－－ 犹太裔诺奖作家的文学主题》一文；在《历史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中，傅正明不但分析了女性主义与诺奖女作家，也分析了男性诺奖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
   
   时代精神就像空气和水分，渗透在作家们的文字细节之中。傅正明翻译了海明威写的《时代的要求》，此诗形象地表现了作家与时代之间不可分离而又痛苦不堪的关系：“时代要求我们唱歌，然后割掉我们的舌头。/时代要求我们流血，然后锤打我们的伤口。/时代要求我们跳舞，然后缚住我们的双手。/时代终于亮出了伪装，这就是时代的要求。”
   
   
   百年得失及对中国作家的启示
   
   
   谈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不了解诺贝尔其人。傅正明在对诺贝尔的生平、志趣和梦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后，阐释了诺贝尔的文学观和他设立文学奖的初衷。对瑞典文学院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诺贝尔的委托这一问题，傅正明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得失》一文中，根据瑞典文学院自己披露的内幕，他们的自我反省，以及文学院外的批评家意见，做出了综合性的评价。
   
   傅正明论述了瑞典文学院内部“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的倾向之争，指出文学院百年来的颁奖，既体现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也夹杂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他还介绍了获奖作家中公认的一些名至实归的大师、被错选的平庸作家、以及一批漏选的大师名单。早在五十年代时，面对世界的批评，瑞典文学院就诚实地宣称，他们评选出来的文学奖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合格就满意了。以这个标准看，百年来的评选和颁奖大致及格。
   
   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是透视镜，他要能够把隐藏在作家作品背后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内涵揭示出来，给人以思想的启示。对于中国作家，傅正明这本书有其特殊价值。一个大时代有权向作家索取大作品，今天中国如此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却在文学方面没有相应的体现。由于全社会人文精神的丧失，由于大批中国作家在社会进步事业中撤退，走向庸俗的现实主义，因此，尽管文坛一片浮华喧嚣，却没有出现光彩照人的伟大作品。
   
   《百年桂冠》给我们的一点启示是：伟大的作家是在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得以成就自己的文学，他们从来不特意回避现实，从不狭隘地把文学绝缘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伟大作品的一个悖论，就在于它们既是 “个人的声音”，又是时代和社会的正义呼声和精神诉求，它从来不曾把文学封闭在自我的茧壳中，从来不拒绝为弱势群体代言。
   
   诺奖评选的一个特殊意义是，它彰显了文学之树常青之深层原因，即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的两个互补的方面：对强权的反叛和对弱者的同情。
   
   （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