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假如章伯均、罗隆基等先生地下有灵，他们一定会为有章怡和这样的晚辈深感安慰。在《往事并不如烟》里，章怡和以真挚的情感，动人的文字，给一群遭遇不幸的老右派建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那一曲美丽凄凉的绝唱，给人留下感伤与惆怅。 朱学渊先生曾以《一群仙鹤飞过》为题，把章怡和笔下的右派们喻为一群洁白、飘逸的仙鹤，“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 穿过岁月的风风雨雨，当我们回眸那一群在时代命运中飞翔、挣扎而垂落的仙鹤时，除了赞赏、同情和哀叹之外，还能发掘出哪些有价值的历史内涵，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参照呢？ 追究仙鹤们的悲剧根源，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制度，谴责这个非人的专制制度迫害中华民族的优秀精英。但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也可以面对自身做一些反省？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是我们收获清醒理性的时候了。

    在权力盛宴上放弃独立性

    民盟前辈都有一段曲折的求学和从政历史。早在“新月”时期，罗隆基就撰写过十几篇论述人权的重要文章，后来汇印成书，题为《人权论集》。这些文章奠定了罗隆基作为人权理论家的地位，也使他同时遭到来自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攻击。 在这些人权文章里，罗隆基反对当时国民党一党“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因此被国民党视为“人言反动”，有“共产嫌疑”。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中，罗隆基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把马克思主义斥为“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其人权观因此被中共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幌子”。 如果罗隆基继续保持他的书生本色，继续他的人权理论和运动，那么，即使被国共两方视为眼中钉，他还可以保持独立人格，中国那块人文主义贫瘠的土壤里，也许就诞生出一个真正为人权抗争的知识分子来。然而，人权和民主理念，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是留洋带回来的舶来品，一件漂亮的理论外衣（可以随时抛弃的）。他们可以侃侃而谈这些理念，却未必在心灵上扎根，远远不是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使理念成为融进血液里的东西。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文化烂泥坑里翻滚，这批沐浴过西风的仙鹤也未能免俗。由于一心“求仕进”，热衷于“做官”，章罗们也玩起了政治权谋。在国共两党激烈交战的年代，民盟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和中共互相配合。中共利用民盟这些言论旗手的影响，对国民党实行“文攻”；民盟主要负责人则借共产党的武功，在新政府里分得一杯羹。罗隆基当上了森林工业部部长和政务委员，章伯均拥有交通部长、政协副主席等多个头衔。他们终于在权力的盛宴上占据了一席位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物质生活的优裕乃至奢侈，可以称得上“贵族”，令当时普遍贫穷的中国老百姓望尘莫及。 谢泳在《写一本学术性的民盟史》中，谈到他阅读五十年代《盟讯》的一个感觉：“民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放弃得太快太早，有些不合情理。”他举的例子是，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他的“总体外交”“亚洲政策”和“美苏关系”三篇演讲，被认为是很有远见的，但当时民盟的罗隆基、章伯钧诸公发表奉命之作，严厉批驳艾奇逊，其文风“不但没有逻辑，而且基本都是强词夺理”，让人感到他们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笔者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从“对权势者发言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改变导致态度的改变。

    如果不维护失败者的人权

    在民盟诸公最惬意的日子里，那些曾经和他们合作过的国民党人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的境况惨不忍睹，有的逃亡，有的被杀，有的挨斗，有的被监禁，他们的亲属子女也遭受连累，被迫害、被歧视，被剥夺财产权和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中共在建国前后，对国民党残留下来的余部和党团人士，不顾他们已经放下武器的事实，仍然实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被“关管杀”的国民党人多达三百万，其他还有几百万地主富农被镇压，受牵连的亲友不计其数。当时枪毙人的权力，甚至下放到村一级农会，草菅人命的情况比比皆是。 笔者孤陋寡闻，翻阅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没有看到曾经高谈阔论人权的民盟诸公－－此时的红朝高官，提请政府注意一下人权问题，例如，对国民党俘虏的人权保护、对追随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人身、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捍卫。罗隆基曾经在国民党时期被捕过几个小时，因此大骂国民党党高于法“不保障人权”，此时却成王败寇，他似乎不认为那些在屠刀下战栗的失败者，也需要一点基本的人权保障。 自此，罗隆基否定自己作为人权理论家的过去，把自己在西方学的法律称之为“受资本主义毒害”。直到1956年当局号召百家争鸣的时期，罗隆基才抓住机会，谈了自己对知识分子肃反问题的看法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体现了一点自由主义精神，只是那时城门已经失火，火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此后，章罗们的表现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这方面章怡和及其他人已有谈及，笔者不再赘述。 西方人是善于反省的。一个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前谈到：当纳粹抓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贸易工会主义者时，因为事不关己，他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沉默，结果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 这段话，也是中国著名右派们的命运写照。

    在幻觉之中抛弃自由主义 在笔者读到的有关《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评论中，刘自立的《死水大波澜--与章诒和先生商榷》，可以说是最具历史反思价值的。在这篇文章中，刘自立提出了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在四十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对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而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历史赋予其之意义会不会更大呢？” 刘自立不客气地指出，那些“一度兴高采烈地信步踏进中南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章伯均等人，对他们“与共产党为伍”的非理性选择，要负一种“思想倾向上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历史负责，做为知识份子，要对老百姓负责。” 为什么这些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选择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刘自立分析了那个时代崇尚苏俄与社会主义的时髦，共产党鼓吹自由民主的表演，使章罗们产生巨大幻觉，在心理上形成了投向共产党的政治逻辑。悲剧还源自于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幼稚和脆弱，他们居然不了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在举国狂热之时，他们忘记了西方政治学里的基本教条。忘记了那些揭露史达林政权虚伪，残暴的报导和书籍，－－－。他们只是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苟合共产党人的节日。而这正是他们走进悲剧的序幕。” 但刘自立仍然尊称章罗们为“勇士”。他的文章，是在和九泉之下的仙鹤们做一次披肝沥胆的心灵对话。他似乎是向那些前辈质疑问难：你们已经失败，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将要何处去？我们无权苛求前人，但我们不能不对自己做出回答。 我们有一百个理由慨叹中国民主人士当年的错误选择、命运的捉弄和中共的无情，但我们更有一千个理由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等个别人，可以够得上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的标准，其他民盟诸公大都有独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轻理念等问题。说他们是“仙鹤”也好，是“贵族”也好，只是表达了后人的缅怀与景仰。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鲜见真正拥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贵族，也鲜有敢于战斗和牺牲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中国莫大的悲哀。

   （原载《开放》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