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系狱纪事──

   人在异乡，突然发现失去了过节的快乐。既没有兴趣像洋人那样喜气洋洋地装饰圣诞树，也没有过中国新年的气氛。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中国人而且中国春节时不放假。

   北欧寂静的冬夜里，故乡新年的情景却在沈思怀想中一一浮现。令人潸然的，是1989年冬在湖南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和囚徒们共度的那个特别的春节。

   节前异常的气氛

   离新年大节还有好多天，看守所就有了一种异常的气氛。狱方加强了警卫，并禁止“人犯”家属在此期间探监。法院、检察院也开始停止办案。他们也忙着购买年货去了。随着普天同庆的春节一天天临近，被关押的囚徒们一天天阴沈。昔日的喧闹嬉笑之声少了。看守所有了死一般的异常气氛。

   我仍是像往常一样缩在狱室墙角下遁进书本的世界。“6．4”时当局不可理喻的疯狂，使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前不久，因为不能容忍同监的三个女杀人犯、抢劫犯结伙狠揍一个因卖黄色录影带入狱的体弱女子，我的脑袋也被那三个凶手当哑鼓结结实实重捶了一番。此外我的“反革命案”也早就判决了，刑期是上面事先定下的，过了年就要被押送去劳改。雪沙从狱室上的瓦缝里散落到铺盖、书籍上。我却似乎没有多少感觉。

   不久，我开始听到有人抽泣的声音。仔细一看时，那啜泣声已经在全监漫延。这么多女“人犯”被迫挤在一间阴暗熏臭、令人窒息的狱室里。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更容易互相憎恶仇视。这里有杀人解尸、割人脚筋不眨眼的凶犯，有视他人腰包为自己的银行的扒手，还有敲诈勒索犯、贪污犯、游民小偷和拉皮条卖淫者。她们平时厚颜无耻地吹嘘、说下流话、传播对付“政府”（犯人对公、检、法执法人员的统称）的经验，并寻隙挑事，嫉妒斗狠。此刻她们似乎全都被铁窗外不断传来的迎接新年的爆竹声镇住了。

   寻访痛苦之地的契诃夫

   几年后出狱，我特意去找有关契诃夫萨哈林岛之行的记录来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那本被托尔斯泰评价为真挚朴实、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死屋手记》之后，契诃夫决定同喧嚣浮华的生活决裂。他乘着乡间的破车，行程一万俄里，跑到西伯利亚的尽头，去正视真正的苦难──太平洋萨哈林岛上囚徒的苦难。

   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在他们正视了俄罗斯令人生畏的现实之后，都对那些作奸犯科、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的囚徒产生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来自对宗教的笃信，也来自更广大的人类之爱。

   不信神的我却是在那个奇特的新年之夜，重新认识了那些并非天生的“坏人”、也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的狱友。

   凄凉哭声中的悔意

   女犯们只知哭泣。不论多么强悍刁泼的女人，在传统春节来临之时，她们全都回归成想家爱家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和我一样，为喜庆日子里父母膝下的清冷、儿女没有着落的新衣、和丈夫的孤独而牵肠挂肚，而只能噙着眼泪回忆像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的种种。

   而男犯们却有意打破狱室里弥漫着的这种难以忍受的“节日恐惧症”。他们开始筹备一些娱乐活动。隔壁的二监不乏文娱人才。他们从放风的风房里抛过来纸条，上面写着需要我这个老师修改的“铁窗号子”。我对那些诸如“马年马年，时来运转”、“爆竹声声响，谁来送温暖”等口号不置可否。但一些如“一人坐牢，全家光荣”的句子使我勃然大怒。我立即拿笔划掉类似的口号，还附上一信教训了他们几句。

   除夕之夜，大墙外的鞭炮声更响了。与此同时，女犯们的轻声抽泣变成嚎哭。有的边哭边喊娘、喊崽。据我的观察，平时几乎没有几个“人犯”会承认自己犯了罪，已被判决和仍未判决的都会说是“政府”的不公、别人的陷害和命运的捉弄。有些能说会道的女犯甚至会编出与起诉书上截然不同的动听故事。

   但在除夕凄凉的恸哭里多少隐含着几分后悔之意，如断断续续的哭诉里会偶然冒出“只怪我自己哦”这样令人哀怜的句子。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走遍天下忘不了温暖的家”

   正不知怎样才能排遣这无边的烦恼，值班的武警从铁窗上给我丢下一封信来。在邵阳市看守所的半年，我经常和一些称我为“老师”、“姐姐”的犯人通信，回答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无数疑问，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多少。大部份信都是通过放风的时候夹着小石头从风房的铁丝顶棚丢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有能耐活动送饭的和武警给我传信过来。

   在这狱方戒备重重的年关能送出信来的是一个外号叫“三督军”的重刑犯。由于三督军的哥哥是一个著名的老山烈士，他本人也参过军，因而年轻的武警愿意帮他做点违规的事情。随信带来的新年礼物是一只大鸡腿，我让几个农村来的姑娘分着吃了。自从知道一些在监子里做“元帅”（即牢头狱霸）的人抢他人的食物来“孝敬”我这位大姐和老师，我便拒绝吃这些珍贵的贡品。

   我默默地读信，一边不无悲哀地思考这些本是“革命后代”的年轻人的犯罪根源。突然，大墙外鞭炮齐鸣，新旧年交接的那一刻来临了。

   看守所20几个男监立即沸腾起来了。不知是谁事先联络了大家，在午夜钟声刚敲响第一声，所有的男犯全都站在通铺的铺板上跺脚顿足，发疯地敲起手中的“打击乐器”──茶缸、饭盆──，死囚们把铁镣铐摔得铛铛响，大家齐声吼着铁窗号子:

   　　“苍天大地，放我回去！”

   震逃诏地的吼声令人心悸。我们目瞪口呆地听着。干警、武警举起电棒和枪，在各个监子门前奔走叫骂，扬言要抓人、打人，但是无济于事。法不治众，疯狂的闹腾一直延续到大墙外的炮竹声稀、犯人们的喉咙嘶哑。

   嘶哑痛楚的歌声又慢慢响起──

   　　“走遍天下忘不了温暖的家　　走遍天下忘不了亲爱的妈妈　　……。”

   为天下的囚徒们祝福

   伴着呜咽的歌声过后，各监子静寂下来。听不到往常犯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也没有人再说话。这个长夜，多少人不堪回首？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还朦胧睡意之中，突然听见各监子依次齐声高喊给我拜年：

   　　“莫老师，弟兄们祝你新年快乐！”

   在我的“反革命案”开庭之前，不少和我通信的囚徒认真地对我说：“我们有罪。你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没有罪。你绝不能认罪，就是多判几年也不能认。”我在公审法庭上的表现使得这些自命为“英雄豪杰”的犯人都甘愿把他们新年的第一句祝福献给我。

   出国几年，和一些犯人在狱中建立的友情一直没敢忘记。但是，我寄给狱中犯人的新年贺卡会引起神经兮兮的当局下令追查。就是我把自己的一点私人积蓄放在大陆朋友那里，以接济几个死囚和长刑期女犯的孩子，也被无孔不入的国安部门冠以吓人的“反革命经费”的名目没收。

   此刻，我只能在心里，为我怀念的狱中友人，活着的和死去的，以及天下所有愿意悔改的囚徒们祝福！（写于1997年欧洲新年的爆竹声中）（原载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1999.1.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