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在哈金的小说《疯狂》里，有一个多次出现的镜头：一个小男孩被蝎子螫了，在山边时而尖叫，时而发颤地哭喊。与此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万坚正在为国家的危机、自己的个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动声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个长久哭叫的乡下孩子，想要向人倾吐自己伤痛，他说：“我知道它不会是一本受欢迎的书，但我有写这么一本书的需要。” 在爱尔兰海的轮船上，我把哈金的这本《疯狂》看完了。望着蔚蓝的海面，我也如被蝎子螫疼一般，作家平实细腻的叙述，直抵人心最深最软弱之处。我终于明白了作家的内心“需要”－－他需要借小说这种形式，讲述一个有关个人和民族的疯狂的故事。 小说的第三十四章是集中写六四惨案的一章，主人公万坚在北京医院看到汽车库里堆积死者尸体，如同“宰好的猪”，他跌跌撞撞离开北京，碰到两个哭泣的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把这些法西斯分子全写进去。”另一个男生说：“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字是否能对抗这畜生般的暴力？主人公万坚不敢肯定。但是，哈金，这个因六四事件而决定留在美国的中国作家，怀着“忧愤不平”，经过十几年的思考、观察与磨砺，终于实现了书中那个女生的承诺。他拿出这本份量不同一般的小说，以文学面对现实。按照哈金自己的话说，是“将历史的罪恶在文学里存录下来”。 “疯狂”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疯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是哈金已出版的作品中，最具政治色彩的一本。它所表达的，是政治压制和个人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导致六四屠杀的民族疯狂。尽管政治态度鲜明，作家却回避政治结构性的大叙事，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其写实派的传统，从琐碎的个人经历勾勒出时代背景，朴素而自然地体现生活的本色。 在这部小说中，哈金用他擅讲故事的才能，讲了三个故事：教授的神经失常，学生的惶惑与觉醒，六四事件。这样相互联系的三条情节线索，交织着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的复杂网络。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地点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立大学－－山宁师范学院，主要人物是文学系研究生万坚和他的导师杨教授。当故事开始时，杨教授突然中风住院，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和未来的女婿，万坚被党支部书记派遣，承担其照顾的责任。于是，在冷清、肮脏的病房里，通过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学者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平时和蔼谦逊的杨教授，在发疯之后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异的一切。 这位备受尊敬的老教授，开始在病房里胡言乱语，他有时滔滔不绝，编造一些离奇的故事，有时摹仿女性唱文革中歌颂“红太阳”的革命歌曲和京剧片段，还把自己想像成押去刑场的革命烈士，在慷慨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他辱骂自己曾经不忠的太太，以肉麻的语气向情人吐露衷情，还以歌剧一样的风格，讲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并背诵一些古代和外国的诗歌。不时的哭泣和怒吼，荒谬可笑和做作的“演讲”，变幻莫测的情绪涨落，波澜迭起的感情发泄，使热爱他的学生万坚陷入迷雾中。 最初，作为杨教授最看重的学生，万坚感到惊慌、厌恶与恐惧，他觉得很丢脸，甚至希望自己的老师“失去语言能力就好了”，而后，他开始为疯话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情而感动，并好奇地探究杨教授内心世界的秘密，想要找出导致杨教授精神错乱的原因。就这样，作家让读者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面对那位胡言乱语的老先生，去经历一场心灵的震荡。 杨教授在他不着边际的疯言疯语里，爆发出大量“政治不正确”的言辞，他谴责学校里那些搞阴谋伤害他的共产党官僚，控诉共产党制度使学者成了“砧板上的肉”，不但使学者饱受政治迫害，而且生活贫穷而窝囊，以致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无意义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除了对当局和社会的极度不满，杨教授还曝出自己的私生活－－失败的初恋，妻子的外遇，与女学生的私通。 “人过着驴子般的生活。”书中的杨教授这样解释自己发疯的原因：“每天他给头脑里塞进更多的思想和感情，那头脑里已经装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全都出不来，……，直到有一天他的头脑爆炸了。这就像一个高压锅，满得安全阀被塞住了，但火还在锅底下烧着，最后，就只有爆炸。” 这样一个疯子形象的塑造，有作家自己真实生活的投影，当年哈金自己在山东念书时，曾被学校派去照料一位中风、满嘴胡言乱语的教授，他因此获得创作灵感。作家在书里写道：“杨先生的脑袋就像砸破的保险箱－－藏在里面的财宝撒得到处都是。”这种财宝，即杨教授曾终生隐藏的生活和感情的真实。 疯子是社会真实的揭发者，而作家是“人类心灵的渔猎者”。当书中人物完全敞开其心灵之窗，暴露其内心的秘密，一个激情而痛苦的灵魂－－个人受到集体包围而发狂的过程，得以完全显露。这个过程，让人思考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以及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小说就这样以艺术的语言，对这个发疯的社会进行揭露和抨击。就如一位艺术理论家所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为了强化主题，哈金还塑造了另一个疯子形象作为陪衬。那是一个被万坚称为“小猫头鹰”的人，此人曾是化学系讲师，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遭到逮捕，被送到东北一个劳改营里。为了逃避毒打、审讯和苦役，他开始佯装疯癫，喊口号、唱歌、学动物叫、胡说八道，还往自己身上抹泥巴和人粪。就这样，小猫头鹰终于活下来，但二十多年的装疯弄傻，已经弄假成真。他必须继续每天语无伦次地破口大骂。 小猫头鹰虽疯，却不像杨教授那样心灵痛苦，而且比大部分人要吃得好，小说中万坚的同屋满韬因此挖苦说：“中国是白痴的天堂。”无论吃得如何，这些疯子都是专制社会里的个人受害者，疯狂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西方一首叫《疯狂》的歌曲这样唱道：“这就是疯狂－－每次都有牺牲品死亡 / 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盲目者的眼眶 / 这就是疯狂－－隐藏在憎恨和痛苦中 / 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疯狂者的灵魂。” 福楼拜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在这部小说中，杨教授对其准亲家－－万坚的父亲的一席话，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时代一定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期。多少生命被摧毁了，多少人才被糟蹋了。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精神匮乏。”作为写实派的优秀作家，哈金用生动形象的人物描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完成了他尖锐而具有杀伤力的社会批判。

    悬念、阴谋和《一九八四》 哈金是擅长使用悬念的。在《疯狂》一开头，哈金就设置了一个大悬念：刚神经错乱的杨教授，用粗砺、尖利的声音喊道：“宰了他们！宰了这些杂种！”这不由得让万坚和读者都产生疑问：他要除掉的人是谁，他为什么那样恨他们？这个悬念几乎贯穿全书。最后，杨教授在和彭书记吵架，从床上摔下来，造成严重脑震荡脑出血，临死前他还挣扎着对万坚说：“记住，替我报仇，还有……别忘了他们。杀、杀死他们，一个也不留！” 正如万坚所想到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单独引发杨教授的精神崩溃，而是一种合力把他击垮。把悬念挂在那里，作家就围绕主人公的个人关系，把杨教授被要挟的阴谋，借万坚的多重生活和心理推理，一层一层解答悬念之谜。 在杨教授的梦话里，万坚得知一个荒谬透顶的阴谋：杨先生被只读过六年书的中文系领导人彭书记所逼迫，为她的侄儿向加拿大的教授写推荐信，申请物理学奖学金。当杨教授声明自己是文学教授，无权推荐物理学科的学生，彭书记就拿杨教授的私生活－－和女学生的男女关系来敲诈威胁，同时要讨还杨教授去加拿大花费的一千八百美金。面临家庭和学术生涯就要毁于一旦的压力，杨教授的心理崩溃了。 这个阴谋里还套着另外一个阴谋，即黄副校长的独生子看上了杨教授的女儿、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为了坼散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和黄副校长串通好了的彭书记，故意不合常理地安排万坚出差，使他没有时间准备考试，当万坚退出博士考试时，她又以“政策研究室工作需要党员资格”，断了万坚去做小职员的路。最后，当万坚经历了北京六四惨案回到学校，彭书记准备材料，要把万坚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之所以要这样斩草除根，是要防止万坚有重新夺回未婚妻的可能。 这一切狠毒的阴谋算计，令性格憨厚、有书生气的万坚目瞪口呆。他终于明白杨先生临死前想要杀死的是哪些人，也发现人们是怎样以革命的名义，干各种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勾当。万坚的父亲以前在天津当编辑，因为批评专横跋扈的报社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一家人受连累。万坚曾因此对未婚妻说：“政治是险恶之地，毒如酸雨，你我这种小人物不宜涉足。” 政府当局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渗入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这就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那里“海洋国”的政府大楼书写的原则是：“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那里的监视无孔不入，人们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 批评家加里·亨利在论述犹太作家威塞尔的作品中指出：“当憎恨和冷漠是社会常态时，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发疯以抗议社会的非人道。”出人意料的悬念，就这样一步步地显示了杨教授发疯的必然性。 这部小说中的疯狂，既有个人在病房里幽闭性的疯狂，也有病房之外的社会性疯狂。可怜的万坚穿梭于医院和学校。就在杨教授发疯之际，医院之外学生运动已经热烈展开。他在路上看到警察增多，听说山宁师范学院的学生准备在市中心示威。万坚还常和同屋收听美国之音，获知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他们议论为什么政府领导人害怕学生。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也不断从北京来信，告知学生运动进展的情况。 在一九八九年前已经离开中国的哈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这就使得这本书难产，经过十四年、三十次的修改才得以完成。从未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作家奥威尔，能够在五十年代初，写出深刻、真确而富于洞见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同样，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哈金，借助自己的生活积累，参考现代影像及文字资料，也能对六四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令笔者感动的是，哈金所采取的一种非常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他说：“我们不能在死者的尸体旁指手划脚！” 为了写得可信，哈金让小说中的万坚在北京迷路，和一同上京的同伴失散，然后，作家通过万坚的眼睛，描述了北京人民阻止军队进城的场景。中共当局发疯一般的镇压，在哈金笔下触目惊心。例如： 当万坚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人失去联系，一个人跻身于人群中，他亲眼看到，一个下了吉普车的英俊军官，走向一个和士兵说话的学生，“只见他一言不发就拔出手枪，朝那学生头上开了一枪，那学生应声倒地，……脑浆溢到柏油路面上，像捣碎的豆腐；击碎的头颅里冒出一缕水气。” 并无政治意愿的万坚自白说：“随着事件的凶暴性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当中许多人逐渐变得沉默。我感到孤独和悲哀。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参加民主斗争，但我现在却卷入一场对我毫无意义的悲剧中。我当初就不该来到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撇下的受伤的女人，她大概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不把她拖到更安全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又泪如泉涌，忍不住痛哭起来。” 以一个旁观者的现场见证，作家描绘出血腥的真实。人类的疯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杨教授式的“唱歌的疯狂”，另一种是六四屠夫们“杀人的疯狂”。 谈到这部小说，哈金说：“天安门时间对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国，改用英语写作。” 在美国已经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哈金在平静中回忆观照二十世纪下半夜的共产党中国，试图用英语写出那种残酷和诡异。由于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眼界和胸怀。一个民族疯狂的苦难怪圈，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叩问灵魂追求精神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