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年轻的记者托比扬－佩特松是瑞典《每日新闻报》派驻北京记者，他在北京发现一处奇异的“哭墙”。
   
    通常人们所说的“哭墙”，是指耶路撒冷的一处古迹，据说那里曾是一处金碧辉煌的神殿，被所罗门烧毁，幸好有六位天使坐在墙下哭泣，这面长达28米的石灰石墙得以保存。后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怀念过去的荣光与民族的苦难历史，常常会抚墙而泣，低声祈祷，故此墙被称为“哭墙”。
   
    而被瑞典记者称之为“中国的哭墙”（Kinas klagomur）的地方,是指北京信访办门前的人行道。那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风尘仆仆、忍饥挨冻地守候着，希望北京官方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在他们本地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冤假错案之类。
   
    这是令瑞典记者大开眼界的地方。来自一个特别崇尚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国家，瑞典记者普遍以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己任，只要公民有一点利益受损，例如本国的低收入者看不起昂贵的牙医，这种消息经常是瑞典媒体大幅报道的头版新闻。
   
    于是，驻北京的瑞典记者的眼睛，发现了一群许多体面的北京人视而不见的上访人群。佩特松这样开始他的报道：“农民刘尊民（音译）和他的表兄弟寨光华（音译）坐火车坐了76个小时，然后在北京中心站过夜，现在坐在信访部门的人行道边，等待里面有人会出来聆听他们的诉说。”
   
    “这两个贫苦的人说，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村里的领导不遵守法律，夺走了刘尊民家的土地。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到北京来告状。
   
    “根据信访部门负责人的说法，去年统计的上访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有百分之八十的案件由当地解决。这些案件大都与官员腐败、警察虐待、以及经济、土地纠纷有关。”
   
    瑞典记者观察到，信访部门负责人说的是一回事，但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刘尊民和他的表亲，就没有任何人理睬他们。这对农村来的表兄弟听其他上访者说，北京的信访部门往往推卸责任，只是把案件退回到地方机构了事。
   
    瑞典记者写到，由于中共最近召开大会，警察截访了大约三万人（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去年有将近70万的上访者）。目击者说，警察气势汹汹地冲进上访者临时搭起的简易住房，毁坏私人物品，把上访者强行抓进警察的大货车送回原籍，并殴打那些抗拒者。
   
    来自北欧的记者，一般都有严谨的新闻道德，因此，佩特松在这篇有关中国上访者的消息中，并不发表个人的看法，他只是客观地写道：这对来自偏僻新疆的表兄弟，用积攒了半年的钱，购买了价值400元人民币的车票－－这笔钱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穿越半个中国来到北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大会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上访是他们求得公道的唯一途径。
   
    同情和怜悯，尽在客观的描述之中。对于我这个旅居瑞典的中国人，这个报道带来了一阵强烈的震动。想想那么多露宿街头、孤苦无助的上访者，那么多告状告了几年、几十年，问题和冤屈仍然得不到伸张的人，真是欲哭无泪。
   
    我不知道普通瑞典读者如何看“中国的哭墙”，又如何看那个造成大量社会不公、还禁止人们在“哭墙”旁申诉的政府。
   
   
   04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