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笼罩中的斯德哥尔摩老城，皇家文学院前面的小广场，几盏嫣红的灯笼给这个北欧的冬夜增添了温馨的情调。街头小贩们都知道十二月七日是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演说的机会，他们因此拖延了下班时间。

    昔日漫步老城时，我常常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瑞典文学院之所在。然而这一天，当我们中国的获奖者步入那座建筑主讲，那座房子在我眼中，突然变得那么平常无奇，它似乎与斯德哥尔摩任何一座建筑都差不离，这大概是“景随心移”的缘故。自从得知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痛心疾首之余，我就开始视瑞典文学院为一个普通的学术机构了。人们崇敬的对象必须是有点格调的人或事，一个学术机构，其格调高低是以它所奖掖的人所具有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来确立的。

    如果不是我家先生要出席高行健的演讲会，从美国来的一位朋友又坚持认为我有陪同的义务，我是没有兴趣去现场聆听这位在我看来是一次错误的获奖者。尽管瑞典文学院早在五十年代就诚实地宣称，他们评选出来的文学奖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合格，他们就满意了。然而，第一个中国获奖者竟然如此远离诺贝尔理想标准，这个事实让我好长时间都在伤心。

    伤心也好，高兴也罢，我们都终究要从喧嚣中冷静下来，需要严肃地面对瑞典文学院的这次选择，面对刘再复先生赞颂的这个“新世纪的第一篇杰作”，更要面对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心灵与中国文学的未来。

    一，文学家以心灵分类

    我们一直在期待真正的大师。每年诺奖的颁发，笔者都尽可能追踪瑞典文学院举办的演讲，聆听别国大师的脚步。不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汉语的声音在这个演讲厅回荡，然而，当高行健以舒缓的中国话读起讲稿时，笔者发现，人类其实不是由语言种族进行划分的，文学家更只能是按照心灵的性质分类。

    区别伟大作家和写作工匠的标准是：是否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师为我们树起人的丰碑，他们的作品具有关怀重大事物的深度与广度，有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执著与追求，而缺乏人间悲悯的人只有自恋的圣经可唱。

    一篇获奖演说，让戴上桂冠的作家们无可逃遁，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人格素质，灵魂成色，理论素养，在这个大厅里抖落得一清二楚，让世人考察，他们放在天平上的精神含量究竟有几分。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然而，瑞典文学院这次却抛错了绣球，

    在一切文学原理之上，还有一个永恒的人道主义。生命要遭遇许多痛苦，尤其是处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需要知道怎么个活法，因此才去寻找文学。冷漠文学是暴政施虐的后遗症，是人们丧失反抗能力的标志，由于文学所具有的影响力，冷漠甚至可以反过来纵容暴政的横行。当人们颂扬高行健和其“冷的文学”之时，一个民族的希望也就由此暗淡，因为知识分子的心冷，比一般人的心冷更为可怕，它意味着这个民族无处寻找温暖自己心房的文学。

    极度的失望之情萦绕着我。苦难没有使高行健的心灵博大，没有增添他同情他人痛苦的能力，没有深化他的追思与质疑。在这个文学大雅之堂上，精神破碎者有了机会，一再嘲弄那些精神不败者，其嘲弄的语言冠冕堂皇，却掩盖不了自己的破碎与零乱。玩世者只会捣毁价值，却不会创建有生命的东西。一个被专制打击后，其脊梁骨不再坚硬的人，一个被在现实的洪水漩涡中，其头顶被淹没逃遁的人，在巴黎的高楼上关上自己的门窗，对世界的哀痛叫喊充耳不闻。他的演讲没有灵魂的悸动，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从血肉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却在这里获得世界最热烈丰厚的回报。

    伟大的艺术家不必都是挑战政权的勇士，但他必须是挺起胸膛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也捍卫他人权利的人。作家的职责是把真理与美的气息带给大众。艺术家先天的悲天悯人精神，使得他们不能不把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题材，即使是最孤独的隐士，也不能回避正义被亵渎之类的严肃问题。当心灵置于侵犯与守卫之间，人们的选择也就有不屈抗争与颓然逃遁之分。

    在这个演讲大厅里，人们曾经聆听过一连串高贵的获奖者，他们带头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在与一切不义的抗争中，以他们艺术家的敏锐与勇气，当仁不让地被瑞典文学院称颂为“斗士”、“英雄”、“代言人”。 缅怀上届诺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的演讲曾经长久地在笔者心中唤起无比的感动。那时我是何等地欣喜--格拉斯对人道主义的忠诚、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与他人共命运的火热关切，使我们相信，纵使这个世界充满灾难、悲哀与邪恶，还会有格拉斯这种文学斗士与我们同在。

    这种与你同在的激动与感悟，在许多诺奖得主的演讲词里都可以读到。同样是来自侵犯人权的土地，《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就在他1982年的诺奖演说中，提醒瑞典文学院，不但要注意拉丁美洲的文学，更要注意拉美异乎寻常的现实：“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马尔克斯甚至利用诺奖演说的机会，呼吁欧洲人帮助拉美，创建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

    为什么要在演讲词里谈政治？立下颁奖遗嘱的诺贝尔，他生前最崇敬的作家雨果告诉我们：“文学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儿。”为了文学自由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个简单的道理，百年来不少得主在他们的获奖演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语言重复过。对待现实的不公正，他们像雨果一样，“在墨水里掀起风暴。”然而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似乎不认为替他人争取自由是他的责任。

    近在咫尺，与笔者一样同是流亡者的高行健，比较过去许多曾在这个大厅里用各种外语演说的诺奖得主－－已经去世的和仍然活着的，他的流利汉语反而使笔者倍觉遥远与陌生。

    二，中国人有权参与解释诺贝尔

    为了尽自己的一份言说的责任，在高行健的演讲会议结束后，笔者在演讲厅门口，把自己与傅正明合写的一篇题为《瑞典文学院误导中国作家》的英文文章，当面交给了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先生。恩格道尔先生表示了感谢，并询问了一下笔者的个人身份。事后，听说这位秘书先生复印了这篇批评文章，负责任地发给瑞典文学院各位院士阅读。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我们重温了诺贝尔的遗嘱以及历史上对遗嘱的各种解释，特别提到诺贝尔本人历来被视为“一个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文章分析了这次评选将误导中国作家走向逃避现实的隐逸之途的问题，提醒瑞典文学院注意：处在极权制度下人们，对文学有着不同于民主国家人们的审美精神需求。我们表示，不愿意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沦落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游乐场”，并要求文学院不违背他们百年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伟大传统。

    按照惯例，瑞典文学院有责任听取来自获奖者祖国的各种批评意见，却没有必须回答的义务，他们通常对各种反应保持沉默。笔者对此一直抱着“说了就不会白说，白说也要说”的信念。就在笔者送交了批评文章三天之后，万之先生专门采访了这位常务秘书，其中提到笔者曾经公开批评的一个要点，即新闻公报中写到的有关高行健作品“也刺痛民主运动”的问题。恩格道尔先生对此做了一番解释，表示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明报月刊》二○○一年一月号）。这可以视为对笔者批评的间接回应。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所持的只是精神批判的立场。这个角色，不但要求对专制的当权者抗争，而且对民主社会的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甚至对不言自明的公理，也应该不停地提出疑问。因为民主本身就意味着压力行为和道德坚持。即使在民主国家，有权威的大声音也是忽视小声音的，民间独立人士因此只能加大质疑的音量，在最能被人听见的地方公开发表意见。

    没想到，笔者对瑞典文学院的善意批评惹得一些中国人很不高兴。他们责难：到底干卿底事，你要在人家大办喜事时煞风景？如果一个犯众怒者可以自我辩护的话，我想说，我宁肯让瑞典文学院觉得难堪，也不愿去欺骗它--告诉他们说这次选择是多么的正确，我们中国人为此有多么自豪和感激。笔者相信，“求真”的学术理想既是我们追求的，更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所信仰的。

    宁肯让高行健的知音们百般敌视，笔者也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学不能都去走高行健这条路，瑞典文学院不能在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上，采取以放弃正义为代价的中立妥协态度，因为诺贝尔明确规定这个奖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那么，在人类还不完全平等的时候，它实际上不可能中立。否则，诺贝尔奖便不值得中国人景仰，它甚至有可能和它所奖掖的人一起犬儒下去。如果后现代的西方人需要建立“文学游乐场”，也请不要把钉子砸到弱者身上。

    毫无疑问，任何权威机构与成功人士，其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捍卫者。人们往往对受难弱者的呼救置若罔闻，却乐于去捍卫名人与权威。在对笔者的诸多指责中，有一个关于诺贝尔遗嘱的解释权的问题。有人嘲讽笔者妄自充当解释诺贝尔遗嘱的专家，有人说高行健有没有资格获奖不是你有权议论的，这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事情。一位高行健的捍卫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有关文学奖的评判标准包括理想倾向的定义和解释问题，从来都是文学院的特权，他人的判断是无效的。”

    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从来只是文学院的特权”？这种武断的说法不但阉割了历史，小看了瑞典文学院吸收包容的能力，更是无视诺贝尔有关世界文学的理想。其实，瑞典文学院拥有的绝对权利，只是法律赋予的遗嘱执行权而已。没有一个文学院院士敢于当众宣布：他们也垄断了解释权，其他人不能置喙。由于诺贝尔把遗嘱的执行权委托给瑞典文学院，使得文学院在解释诺贝尔遗嘱方面占有极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应当成为一种垄断。如果这种解释权被垄断，就会成为一言堂，近似独裁。没有人能够垄断诺贝尔，正如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我们只能逐步接近真理，瑞典文学院也只能逐步努力接近诺贝尔的本意。就因为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认真听取来自世界的批评与不同解释，不断地接受他人的解释成果，诺贝尔奖才有接近诺贝尔初衷的可能，才有今日的声誉与权威。

    正如我们不能说莎士比亚的解释权只属于莎士比亚的后裔，不能说中国的四书五经就不允许洋人诠释，人类业已创造的任何精神财富都属于全人类。虽然诺贝尔的遗嘱非常简略，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诺贝尔，他生前留下不少诗歌、小说和哲学笔记，以及后期定型下来的思想，实际上成为解读他的遗嘱的唯一依据，而对这些思想的研究诠释，其权利属于世界，这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的“学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