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风闻某某人提出大灾难的说法，告诫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互相争吵；没有任何人在做任何有益的事，他们在酗酒，在往国陀嘬（一旦他们出了国，结果却闹出更大的丑闻），他们只关心自己，捞取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更知名的人士则仅仅追求自己的名誉，把别人抛在脑后等等，不一而足。”

   在捷克现任总统、前异议份子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一书里，读到这样一段描写80年代初捷克异议人士的状况，不禁大为惊讶︰不同国家的异议人士状况真有如此相同之处？或许人性无论种族都别无二致？

   “民运内斗”所提出来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海外民运的边缘人，我旁观海外异议人士们的内斗已经好些年了。最初是失望和痛心──曾经是我狱中的一盏希望之灯的海外民运，怎么会变成熙熙攘攘角逐争斗的名利场？

   长久的失望痛心和保持距离之后，也就有了一点点思考。中国海外民运的内斗和世界其它各国异议人士的内斗一样，充满了各种错位和悖论。

   这里有文品和人品的错位。宣传高尚的民主自由理念并不惜为此作出牺牲的英雄，其本人的性格却可能专横跋扈。提倡民主和自身是否具有民主素养是两回事。只要读读文学史，就会知道这种文品和人品大相径庭的不乏其人。

   这里还有金钱捐款的悖论。用以支持海外抗争的捐款，既是急需的甘露，又是制造无数争端的祸水。对于中国的海外异议人士，使他们互相仇视的不是理念的分歧，而是和谁占有资源利益息息相关。

   另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是，当中国异议人士们互相攻击时，他们使用的方式和语言，往往令人想起他们共同的战斗对象──中国共产党。当年他们开始为民主自由和共产党做斗争，在没有看到更好的老师的时候，他们只能从对手那里学习。到了较为文明的西方，他们来不及更新自己，来不及成长，就顺手抄起过时的武器激烈地内战起来。

   我不能说这些有什么可笑，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的弱点和局限。在其它各行各业，人们为名誉和利益争斗时虽然手段各异，其激烈的程度却不相上下。谁能说他就完美无缺呢？

   何况民主本来就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戏的大杂拌”（波兰前反对领袖米奇尼克语）。如果谁说他宁愿不要这种可笑的大杂拌，那么他是否更喜欢在坦克的血腥镇压下噤若寒蝉、在见到亿万国库财产被蛀虫吞掉而无权置喙呢？

   最后的花环属于谁？

   在哈维尔写给妻子奥尔嘉的上述那段话时，他正坐在狱中。接着他写道︰“也许事情没有那么糟糕，也许它们还要更糟糕些。”但是狱外那些异议份子们的纷争对他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他并不因此悲观。他认为，既然自己决定采取一个异议份子的立场，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某种意义，就会获得洞察力、希望和意志。一句话，他为自己的理念而活，为自己生命的意义而坚持，别的异议人士的争斗吵闹对他不产生什么影响。

   就是这种坚持不受环境影响的态度，使哈维尔在捷克民主后成为共和国的总统，而当年流亡西方吵吵嚷嚷的东欧异议份子大部份湮没无闻、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在吵闹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自己、更失去了对人民的责任感。历史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公正，总是把它最后的花环献给有足够定力坚持的人。

   读一读他国流亡者的历史，中国海外流亡者或许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教益。

   据笔者所知，倒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从各个前共产党国家异议份子的吵闹那里吸取了教训。比如说过去一直不遗余力支持各国人民为民主人权抗争的瑞典，当年他们发现自己用以援助东欧流亡者组织的大笔金钱被浪费──不但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反而使流亡者组织内部产生无穷纷争──，后来就制定了一项原则，即所有的援外经费只给予留在本土奋斗的民运人权组织，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就曾经得到过瑞典的大力支持。

   相信偌大一个中国，还会有人既不屈服于强权、也不陷入名利争斗──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精神。

   建立一项真诚的共约

   毕竟我们都不愿看到一场又一场的昏天黑地的大战永无休止，毕竟我们都不愿看到民运内斗纷争在媒体的焦距下日趋白热化──他们互相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而目标离他们日益遥远，人们从摇头叹息变成掉头他去。

   如果内斗中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还剩下不愿毁掉自己的最后一丝理性，这是他们坐下来讨论自身的问题的时候了。

   这样的讨论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只需要真诚──没有虚伪算计、没有自大矫饰，互相尊重对方。拿出你的良知──对中国民主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良知──，人和人之间就能找到沟通的话语，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合作或者不合作的良性竞争共约，一套约束双方言行冲突的规则。

   或许我这样谈真诚和良知，对以名利为追逐目标的人来说是太幼稚了。但是事情本身就是这么简单：当你不愿听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不愿遵循交往中的某种规则，你自己的存在、你的形像和事业就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就像东欧民主事业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其海外流亡异议份子的表现，中国的专制制度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而不论其异议份子们是否争气。因此，在我看来，让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建立一套良性交往的规则，与其说是为了中国，倒不如说是为了这些异议份子自己。

   等到中国民主的那一天，今天海外的这些“风云人物”，会成为人人称道的民主英雄、还是被人嘲笑的内斗小丑？这全看他们现在的选择。（1999年1月9日于瑞典）1999.1.15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