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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胡锦涛的“铁血理性” 继纯真、激情而理想主义的山西记者师涛被捕之后,昨天又有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余杰和张祖桦等三人在北京家中被公安带走,听说国内还有更多的异议人士被调查、盯梢和传讯。据分析,这几次抓人属于“新政”治下的一个更大的整体行动,其作用是杀鸡儆猴。一股白色恐怖的寒流,在中国大地蔓延。
今天刘晓波等人已经被放回家,但这一事件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巨大震惊,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朋友们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传播这一消息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一类惊呼:“胡锦涛发疯了!”“胡锦涛神经错乱,丧失理性了!”
把大肆抓人的胡锦涛视为“疯子”“白痴”和“神经错乱者”,这是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们所做出的正常反应。人们认为,时代已经发展到重视人权的二十一世纪,中共领导人居然还使用这种大规模的暴力,来对付行使公民言论权利的异议人士,不但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不可理喻的。
然而另一方面,这表现了我们认识问题的简单化倾向。当年西方学界享有盛名的思想家赛亚·伯林在谈到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依我看,这样的说法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
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位思想家的家族史,就可知道,1941年,伯林一家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内的六个人被纳粹杀死。然而,对于给犹太人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纳粹,伯林却认为,不能把他们视为疯子或者神经错乱者,而要把他们视为“有思考力的人”,甚至是有某种“信念”的人,去进行分析、理解、说服和抗争。
按照伯林的看法,纳粹的“思考”是一种“叙述清晰的学说”。伯林说:“纳粹分子被人用口头及书面文字向他们鼓吹,引诱他们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们无异于有害的动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欧的文化)的基础。存在着劣等人,这是一个纯然虚假的命题,在经验上可以证明是虚假的,纯粹是胡说。但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存在着这样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说教者,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命题。更进一步,你就形成这么一种思想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很合理的):必须灭绝犹太人。”
主张理性的伯林因此告诫我们:“迫害并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如果人们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灾害,必须力图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根源;必须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投入反对他们的战争的行列中去,……。”
与伯林相似,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面对纳粹时, 也拒绝像其他人那样将纳粹描述为“怪物”和“恶魔”,而是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平庸无奇的恶。”她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分析艾希曼那样一个机器般顺从的庸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罪恶。
苏格拉底说:“理性的方法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述两位犹太思想家都力图洞察他人和认知世界,从而寻找对抗邪恶的理性疫苗。
那么,在我们面对胡锦涛的倒行逆施时,首先应当把它看作是理性的决定,然后用我们的理性去分析他们的理性。我们需要认识清楚:支配胡锦涛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看到,胡锦涛继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政治高压政策。这位团干出身、缺乏其他思想资源的人,有过在西藏铁腕镇压的经验,见过邓小平怎样不顾舆论大开杀戒,因此把毛邓那一套铁血手段视为“稳定”的法宝。
面对这种“平庸无奇的恶”,异议阵营中像胡平那样的思想家,就应该像伯林那样,把对手当作有理性的人去分析,“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应该说理透彻告诉中共当局,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维持了暂时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却使中共陷入更大的矛盾和危机。今天的危局,正是以往高压政策积累下来的恶果,胡锦涛还要以高压政策来解救危局,只能是抱薪救火。
这样的分析和说服,即使不能改变胡锦涛的“铁血理性”,也可能使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看清楚胡锦涛开历史倒车的巨大危害性,从而在党内抵制这种高压政策。
同时,海内外的民间人士应该更坚决地投入到人权抗争中去,为一切因思想和言论而遭监禁的人呼吁。如果我们不做这种努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就会被这种可怕的“铁血理性”所打断,中国将会再次陷入野蛮状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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