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纯真、激情而理想主义的山西记者师涛被捕之后，昨天又有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余杰和张祖桦等三人在北京家中被公安带走，听说国内还有更多的异议人士被调查、盯梢和传讯。据分析，这几次抓人属于“新政”治下的一个更大的整体行动，其作用是杀鸡儆猴。一股白色恐怖的寒流，在中国大地蔓延。
   
   
   今天刘晓波等人已经被放回家，但这一事件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巨大震惊，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朋友们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传播这一消息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这一类惊呼：“胡锦涛发疯了！”“胡锦涛神经错乱，丧失理性了！”
   

   
   把大肆抓人的胡锦涛视为“疯子”“白痴”和“神经错乱者”，这是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们所做出的正常反应。人们认为，时代已经发展到重视人权的二十一世纪，中共领导人居然还使用这种大规模的暴力，来对付行使公民言论权利的异议人士，不但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不可理喻的。
   
   
   然而另一方面，这表现了我们认识问题的简单化倾向。当年西方学界享有盛名的思想家赛亚·伯林在谈到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依我看，这样的说法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
   
   
   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位思想家的家族史，就可知道，1941年，伯林一家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内的六个人被纳粹杀死。然而，对于给犹太人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纳粹，伯林却认为，不能把他们视为疯子或者神经错乱者，而要把他们视为“有思考力的人”，甚至是有某种“信念”的人，去进行分析、理解、说服和抗争。
   
   
   按照伯林的看法，纳粹的“思考”是一种“叙述清晰的学说”。伯林说：“纳粹分子被人用口头及书面文字向他们鼓吹，引诱他们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们无异于有害的动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欧的文化)的基础。存在着劣等人，这是一个纯然虚假的命题，在经验上可以证明是虚假的，纯粹是胡说。但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存在着这样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说教者，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命题。更进一步，你就形成这么一种思想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很合理的)：必须灭绝犹太人。”
   
   
   主张理性的伯林因此告诫我们：“迫害并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如果人们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灾害，必须力图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根源；必须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投入反对他们的战争的行列中去，……。”
   
   
   与伯林相似，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面对纳粹时， 也拒绝像其他人那样将纳粹描述为“怪物”和“恶魔”，而是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平庸无奇的恶。”她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分析艾希曼那样一个机器般顺从的庸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罪恶。
   
   
   苏格拉底说：“理性的方法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述两位犹太思想家都力图洞察他人和认知世界，从而寻找对抗邪恶的理性疫苗。
   
   
   那么，在我们面对胡锦涛的倒行逆施时，首先应当把它看作是理性的决定，然后用我们的理性去分析他们的理性。我们需要认识清楚：支配胡锦涛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看到，胡锦涛继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政治高压政策。这位团干出身、缺乏其他思想资源的人，有过在西藏铁腕镇压的经验，见过邓小平怎样不顾舆论大开杀戒，因此把毛邓那一套铁血手段视为“稳定”的法宝。
   
   
   面对这种“平庸无奇的恶”，异议阵营中像胡平那样的思想家，就应该像伯林那样，把对手当作有理性的人去分析，“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应该说理透彻告诉中共当局，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维持了暂时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却使中共陷入更大的矛盾和危机。今天的危局，正是以往高压政策积累下来的恶果，胡锦涛还要以高压政策来解救危局，只能是抱薪救火。
   
   
   这样的分析和说服，即使不能改变胡锦涛的“铁血理性”，也可能使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看清楚胡锦涛开历史倒车的巨大危害性，从而在党内抵制这种高压政策。
   
   
   同时，海内外的民间人士应该更坚决地投入到人权抗争中去，为一切因思想和言论而遭监禁的人呼吁。如果我们不做这种努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就会被这种可怕的“铁血理性”所打断，中国将会再次陷入野蛮状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