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涂得血红的嘴唇和眼帘，戴着红色的头巾，梳着两条辫子,叶利尼克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像瑞典复活节时小女孩打扮的那种巫婆模样。中国人历来认为文学出自巫祝，所谓“巫祝之职，文词特工”，西方人也常把极聪明的女作家称为妖女或巫婆。在北欧的传说中，巫婆会从蓝色山脉飞向魔鬼，因此人们在复活节夜晚点燃爆竹烟火，驱赶她的巫术。
   
    隐居在维也纳郊区，以文字施展魔法，喃喃念诵咒语，“女巫”叶利尼克－－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害怕人间交际，不敢到斯德哥尔摩来面对欢迎她的鲜花、烟火与爆竹。被她那充满愤慨和激情的咒语所吸引，我在瑞典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大致搞清楚这位女巫所诅咒的内容。
   
    德国诗人海涅曾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一诗中，为饥寒交迫的工人代言：“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作为一个放荡不羁的叛逆者，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社会主义者，叶利尼克追随大师海涅的足迹，在其作品中织进去她的三重诅咒：诅咒男权社会，诅咒奥地利祖国和纳粹，诅咒一切黑暗。
   
    一重诅咒给男权社会
   
   
    叶利尼克作品中最惊世骇俗的，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她笔下的男女性器官、蓬勃恣肆的性欲和性变态，不但令正人君子和淑女们面红心跳，而且令他们厌恶和恐惧。在她与奥地利极右派政客海德对抗时，海德就以此攻击她，说她是“淫荡女作家”，是“文化灾祸”。
   
    这大概要使当今盛行身体写作的中国作家感到兴奋了，他们以为只要写出了肉体激情，就成了富有现代性的作家。然而，叶利尼克的性描写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她绝不提供人们轻松消遣的内容，而是以深刻的女性思考与心理分析，用黑色沉重的讽刺笔触，尖锐地揭示性别间的权力关系，挑衅男权社会。一句话，性是这位女巫诅咒世界的一个方面。
   
    《情人们》是叶利尼克作为性别抗争武器的第一部作品。带有自传色彩的 《钢琴教师》，写一位老处女艾莉卡由于长期的性压抑，养成了偷窥、自残的变态行为，出于施虐的欲望，她甚至企图强奸自己的母亲。在《情欲》一书里，资本家丈夫由于担心嫖妓感染艾滋病，于是让妻子承受他粗暴的性虐待，使妻子欲逃不能，导致精神崩溃。《 叛逆的边缘人》中纳粹军官，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却仍然在卧室里作威作福，命令妻子说：
   
    “现在躺下来吧，你这婊子！否则我就要用拐杖把你打倒了。先前我是能够冲刺到你身上的，可现在一条腿不能想冲就冲，从你身上起身也不那么容易了。”
   
    色情描写在这里已经不是色情，而是反色情，是文化的深层批判。性如一面镜子，暴露了女性的真实处境。叶利尼克的这些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最终都以女性的无能为力为悲剧结尾，说明当一个女人进入男性模式的社会时，她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出生于比较保守的欧洲国家奥地利，倍感压抑的叶利尼克，以激烈的女性主义姿态，残忍无情的文字，控诉男性的主宰权和暴力，粉碎人们关于两性生活的美妙梦想。
   
    因此有瑞典人认为，用黑色而痛苦的眼光看两性关系的叶利尼克，是诺奖得主中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主义者。作为“第二性”的先锋人物，叶利尼克似乎对“纯文学”完全没有兴趣，也远离唯美主义，艺术对她来说，是抗争的一种形式。尽管叶利尼克的性描写很受争议，其中也确实存在着片面性，但在她露骨描述性的作品里，蕴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带着强烈的生命冲动去写作，她的作品影响了女性读者，从而改变了世界。
   
    一重诅咒给祖国和纳粹
   
   
    在得知获了大奖之后，这位巫婆不愿前来瑞典和国王握手，而且在奥地利总统费雪对她获奖“由衷欢迎”之时，更是毫不给面子地高调宣称：“我不允许奥地利把我当做文化纽扣上的插花，去装饰他们的文化。”在她之前，我们见过不愿意让祖国享受获奖光荣的诺奖得主，例如德国的格拉斯，而叶利尼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格拉斯是一只弄脏了自己巢穴的鸟，叶利尼克却是“想要射落自己鸟窝的枪手”了。
   
    对祖国奥地利毫不留情的诅咒和痛骂，是叶利尼克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笔者对这位女性大为佩服的一点：天啦，她简直就是“一人敌一国”！在许多作家真情或矫情地讴歌祖国时，奥地利在她的笔下，是“犯罪的民族”，是“死亡地带”，那个国家的人们，全都被她描绘成不幸的、病态的人。她的政治性戏剧，经常从奥地利的丑闻和灾祸中取材。
   
    奥地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它以音乐闻名于世，并以多瑙河和森林景色迷人。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家，叶利尼克和她已故的“精神之父”伯恩斯坦等人，都对自己的祖国痛恨不已。他们说：“我们爱这块土地，但是恨这个国家。”叶利尼克因此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运用犀利的讽刺，戳破奥地利关于自然、人种、品质等一切神话。这里既有历史根源，也有个人家庭背景的因素。
   
    叶利尼克对奥地利最主要的控诉，是这个国家保守、虚伪，从来不触动本国产生极权主义的根源。历史上，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丧失了其欧洲中心的地位。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参与二战。1945年，与纳粹合作的极权统治被推翻。战后的奥地利把自己打扮成“受害国”，从而逃避自己参与战争与种族灭绝罪行的反省，对受害的犹太人不做任何赔偿。
   
    作为捷克籍犹太裔化学家的女儿，叶利尼克忘不了其父因遭受迫害而发疯的遭遇。她辛辣地指责说：“正是奥地利创造了希特勒这样的政治成品，出口到德国，这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现在的权力者和右派继续在撒谎。”她批判奥地利对死者和穷人缺乏责任感，推卸历史责任，并扭曲历史，把罪犯说成牺牲品，把被战胜说成是被解放。
   
    她因此踩痛了许多人的脚趾。奥地利的主流媒体与保守政客指责她蓄意丑化奥地利。1995年12月，维也纳街头出现极右派政客海德贴出的大幅海报：“你要叶利尼克，还是要艺术和文化？”海报警告公众停止阅读叶利尼克，因为她是“国家的敌人”，“把奥地利拖到泥浆中取乐”。叶利尼克则讥称海德为“元首”，说他“比李鹏更危险”。对付爱国主义的精神错乱，她干脆把一篇作品用纳粹口号命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1999年海德的右派党进入议会，奥地利文化人纷纷举行示威集会表示抗议，叶利尼克却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她威胁说要移居外国，并禁止奥地利出版、上演她的所有作品。在著名的《告别采访》中，叶利尼克宣告：从此之后，她将像伯恩斯坦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内在流亡”。
   
    从表面上看，作为无情的社会批评家，叶利尼克以文学、戏剧、艺术、音乐为手段，对奥地利进行全方位的攻击，她的写作驱动力似乎来自对这个国家的仇恨，但从更深层的心理分析，这是由于她曾经怀有很大希望，像海涅一样盼望过人间乐园，所以对民族主义嚣张的祖国产生很深的失望感。她认为这个美丽的国家一定是怪物附体了，于是，她要以漫天的咒语驱除怪物，以此推动奥地利向过去告别。现在，叶利尼克说，她很高兴地看到奥地利加入欧盟，由于欧盟反法西斯的力量，相信奥地利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重诅咒给一切黑暗
   
    此次颁奖给叶利尼克，是瑞典文学院做出的一个大胆的、具有开创性的选择。这个选择给了奥地利极右派一勺子。由于叶利尼克在文学上的政治性和现代主义，以及她那“一人敌一国”的猛烈挑衅性，此奖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一些右派评论家除了对这位巫婆获奖表示不屑之外，还指责这位“黑色女人”的作品内容残忍，其矛头始终对准同样的目标：奥地利和奥地利男性，因此缺少世界性的眼光。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就可发现，叶利尼克不但抨击中国“危险的李鹏”，也把美军虐囚的可怖照片摆在她的网站上，－－她的诅咒针对一切黑暗。
   
    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而这位奥地利女巫的文学却相反，她以夸张的姿态，肆意捣碎宁静，制造一片刺耳的噪音。这种自揭疮疤式的搅局者姿态，与奥地利源远流长的社会批判传统有关，也与维也纳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精神，例如维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学术精神，一脉相承。
   
    作为前奥地利共产党员，叶利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悖论，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仇视人类的社会主义者，宁可相信人性之恶。我知道人们必须为正义而奋斗，但我预料一切徒劳无功。”她的局限性也在此体现出来，即，她认为西方社会完全没有希望，看不到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在思想上走向偏执的马克思主义，也走向绝望。
   
    尽管绝望，叶利尼克一刻也不停止她的抗争，她说：“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始终尝试站在弱者一边，文学的这一面不属于强者。”她书写痛苦、恐怖、病态和死亡的悲剧性，对政治做出敏锐的反应，却并不直接在作品中说教，只是迫使读者从阴暗底片中，冲洗出明亮的照片来。
   
    血红的口红作为标志，这位女巫以其文学和哲学上的巨大魅力吸引我们。在聆听她激情、美丽而疯狂的三重咒语之时，我们会联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一句诗：“把诅咒化为葡萄园。”
   
   
   (原载《开放》杂志)
   0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