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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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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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渝

作为诗人,王渝从来不在她那纯净飘逸的诗歌里高谈“人类之爱”.
   但只要我们注目一下她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就会感觉到,她对人类
   的挚爱如同大自然的呼吸,在无声无息之中传给了世人。“我想凡是
   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美国诗人
   惠特曼的这句话,正是这位来自台湾的旅美女诗人的人生写照。
   
   诗人的爱,就是她的阳光和春天。因爱人类而关注人权,对前中国人
   权组织理事王渝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当年那个稚嫩的台北
   中学女生,从哭泣着为柏杨呼吁开始,到为中国人权组织义务工作15
   年,这一条长长的捍卫人权之路伸展开来,一位清纯的抒情少女走向
   成熟、优雅而睿智的晚年。
   
   
   那一天她走进“中国人权”
   
   15年前,“6.4”枪声犹在耳畔,王渝第一次走进“中国人权”组
   织。那时,这个组织穷得没有自己办公的地方,创始人傅新元、李晓
   蓉只得从“人权观察”借了一小间房子使用。当王渝和友人黄默走进
   去时,只见那里正忙着编《龙的孩子》──一本图文并茂纪念
   “6.4”的大书。地上摊满了纸,忙乱中展现出两位大陆留学生(后
   来分别成为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的一腔热情。
   
   王渝是吟着她心中的诗,走进中国人权组织的。早在1989年5月,在
   全世界都仰望天安门的时候,王渝就热情为学生运动讴歌:
   
     “自从你们聚集天安门
     我们的白昼消失于你们的黑夜
     成为恶梦缠绕的
     白夜
     ……
    我们焦虑地
     紧盯着传递讯息的
     一方荧幕
     一张报纸
     心系在你们身上。”
   
   “6.4”发生的时候,王渝正在纽约左倾的《华侨日报》做副刊主
   编。那是她最热爱的工作,她做得如鱼得水,快乐无比。就如北岛在
   《纽约变奏》中所形容的:“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拦天下闲事,会
   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
   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近20年文学副刊主编的工作,她
   “招揽天下长反骨的”,一些在大陆挨批的作家,都曾被她邀请访美
   散心。作为关注弱势群体的美国左派,王渝非常同情中国那些曾被划
   为右派的人,和董乐山等人成为要好的朋友。
   
   满以为就这样会做到退休,谁知发生了“6.4”事件,当时在报社内
   部,王渝是支持北京学生最有力、最坚决的声音。《华侨日报》在
   “6.4”事件之后,令人吃惊地以头版头条发出“六四大屠杀”的消
   息,以后被迫关门。就是从这时起,这些旅美的台湾“左派”人士,
   终于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和中共分道扬镳了。
   
   不知道在第一次见面时,一头卷发的傅新元、文静的李晓蓉和王渝之
   间谈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从那一天起,台湾诗人王渝就下了决
   心,要和这两位优秀的大陆留学生一起,承担起中国人权组织的重大
   责任。他们忙乱在一起,辛苦在一起,欢笑和忧愁在一起。采访、翻
   译、做杂志,帮助来美的流亡人士办身分,……她全部投入自己的时
   间和精力。
   
   在好几年里,这个组织清贫而拮据,王渝不但自己不拿报酬,还从家
   里拿出钱来,每年直接捐钱给“中国人权”,私下资助开不出工资的
   同事,使他们不至于饿饭。一些有困难的流亡人士也得到过王渝的接
   济,并在她的细心关照下适应美国生活。每当过年或过节的时候,王
   渝担心大陆流亡者心里难过,就常常请他们吃饭或看电影。做这些帮
   助人的事情,王渝不显山不露水的,努力不让受帮助者感到不好意
   思。这是一颗关注世界、热爱世界的心灵,她用她那无边的善良,抚
   摩他人的伤痛,拂拭人心的斑锈与灰尘。
   
   
   柏杨自传中的中学女生
   
   在加入中国人权组织之前,王渝属于一个台湾人的人权组织,促使王
   渝参与人权工作的缘由,和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被捕有关。在柏杨的
   自传里,曾经提到这样一段往事:
   
     “以鬼故事闻名的司马中原先生,当我被捕受刑之际,他奉命到
     美国宣传柏杨恶行,自称是我的朋友。一次会场上,在联合国服
     务的夏沛然先生站起来告诉他:‘柏杨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已不
     需要敌人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夏先生,后来,我去纽约,
     才发现他夫人王渝女士,正是当年我入狱前一天,来家中访问我
     的台北市立一女中学生。当时她正编辑校刊,没想到翌日我就被
     逮捕,真庆幸她的访问稿还来不及发表,否则她一定受到牵
     连。”
   
   那时的王渝大约十六七岁,正是梦幻年华的女孩,迷恋着柏杨杂文。
   那天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请教柏杨,做了访问。没想到第2天柏杨就
   被抓了,报纸办了一期也办不下去了,她伤心地在家里哭。
   
   阿赫玛托娃在谈到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时说:“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
   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止地折磨着普希金。”
   同样,因言论获罪的台湾作家柏杨和雷震,也曾长期是王渝心中的
   痛,这些政治犯的命运影响了她的一生。文学滋养了王渝深厚的人道
   主义精神,到美国后,王渝竭力为柏杨写文章呼吁,还参与编辑了一
   本《柏杨冤狱》。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王渝不能回她视为故乡的台湾,她是国民党
   黑名单上的人。身为台湾外省人,王渝对大陆的感情也很深,早年曾
   经很向往社会主义的理想。1975年,王渝夫妇回大陆探亲。在她的舅
   舅巫宁坤的自传《一滴泪》中,这两个年轻人被描写成两个傻瓜式的
   人物。出于对中国的责任感,在台湾没有政治犯之后,王渝顺理成章
   地加入中国人权组织,还带了黄默,丛苏等几位朋友一起加入。
   
   在早期创业的快乐日子里
   
   
   我打电话问:“王渝姐请告诉我,在为中国人权组织义务工作的15年
   里,你最快乐的是什么?”不太愿意谈自己的王渝,这一次不假思
   索,冲口而出:“当年我最快乐的是,我们中国人权组织来了索菲
   亚,来了刘青。”谈起这些昔日同事的优点和可爱之处,她兴奋得如
   数家珍。
   
     “等到我们稍稍有了一点经费,没给萧强加工资,而是招兵买
     马。来应征的人中,我们最中意索菲亚。萧强问她认为她自己可
     有甚么不足之处,她说‘我做事不够有秩序,有点乱’。萧强和
     我都是相当乱的人,听了很无奈。索菲亚一进来不到几天,我们
     傻了眼。她哪里做事没秩序,她完全井然有序。萧强和我又惊又
     喜,还害怕,因为我们两个这么差。没多久,索菲亚把我们那份
     杂志办得有模有样。……她团结了许多人。”
   
   
   数落了索菲亚一大堆好处,王渝又谈刘青刚进入中国人权组织时,给
   他们带来的巨大欣喜:“刘青刚到美国时,我们中国人权组织的人见
   了他,觉得他很好,于是邀请他到这个组织来做负责人。当时我们都
   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刘青加入这个组织,就把我们和国内民主墙人士
   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刘青很诚恳,很谦虚,我们相处得很好。”
   
   尽管刘青当时一点英语也不懂(后来也不学),同事们处处要把他当
   作一个“大包袱”背起来,但萧强(后来也辞职)等人没有多少怨
   言,他们为刘青服务尽心尽力。据前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回忆,她第
   一次见到刘青的太太韩晓榕时,就是王渝带她到曼哈顿逛街,帮助他
   们熟悉美国的生活。此外我调查到,王渝给予刘青夫妇的实质性帮助
   还很多,但她不准我写,说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我只好作罢。
   
   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啊!傅新元白天在学校上班,晚上到
   “中国人权”上班,常常累到半夜才回家。自己也清贫的李晓蓉,常
   常借钱给同事度过难关。萧强在情人节到街头卖花,挣一点小钱维持
   生计。索菲亚的丈夫当时失业,凭她的能力找一个高工资工作没有问
   题,但她却在“中国人权”忍受微薄工资,并做出了很大贡献。
   
   早期相濡以沫的同事,有时也会吵架,会发怒,但事后会互相道歉。
   萧强曾经在一首题为《飞翔之歌》的诗里,描绘这群为理想工作的人
   们:
   
     “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
     我们高声争吵,怒斥对方
     然后分成几派,结成终身的仇敌
     深绿的河上
     相驶而过的轮船互相鸣笛致意
     婴儿在炮战的废墟间抽泣
     我们不会
     不会在人类的苦难面前转过身去”
   
   萧强把这首诗献给1989年以来,每一位为创建中国人权付出了心力的
   朋友,特别是:刘青、索菲亚、王渝、……。我,茉莉,一个曾经为
   中国人权组织交过几年会费的会员,一个曾经祝愿他们能象国际特赦
   组织一样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人,现在重读这首诗,想起美好时光不
   再、这些优秀创业者纷纷离去的现实,只能默默无语,眼泪汪汪。
   
   一棵绝美而罕见的雨树
   
   
   在王渝众多的优美诗作中,我最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一次分
   手》:
   
     “一次分手
     一次小小的死亡。我们──
     夹岸相对的风景拉长
     退去的潮水不再上升
     直到下一回相遇”
   
   品性纯真的诗人,由于自己的处境顺利,对生活常抱着感恩之心,王
   渝因此深爱她的那些来自苦难大陆的朋友。然而,现实往往残忍无
   情,一起呕心沥血开创事业的朋友,在原则问题面前,不幸发生决
   裂。郁结在王渝心中的伤痛,就如同“一次小小的死亡”,是很难与
   外人道的。
   
   作为台湾人,王渝有时会觉得她不太理解大陆人。她问:“我觉得有
   时经历了太多苦难,人会变得麻木冷硬。中国大陆人是不是有点这
   样?”我只能如实回答:“是的,大陆这半个多世纪来,许多吃共产
   党狼奶长大的人,自己也可能变成狼。”
   
   如果要我讲王渝姐的缺点,那就是,对同事和朋友的爱使她盲目,一
   味善良使她感觉迟钝,她因此看不到在一个组织财大气粗之后,人性
   可能发生的变化。15年来她一如既往地无私奉献,突然发现一切都已
   物是人非。她没有告诉我她辞职时的心情,但我可以想见,她的心在
   流血。
   
   在北岛笔下,王渝是一个“大事糊涂小事更糊涂”的好心大姐。在我
   眼里,永远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王渝,虽然可能常有糊涂的时候,但
   她本质上却是大智若愚的。不管别人怎样玩弄权术,她坚持了她所认
   定的原则: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当我问她在中国人权组织
   工作15年最深切的体会时,她说:“一切要靠自己,靠制度,否则,
   好人都会变成坏人。”
   
   离开了中国人权组织,热爱生活也热爱朋友的王渝,获得更多的生活
   意义。在纽约文化圈中,她仍然是个中心人物。他们那一代70年代的
   台湾留学生,都曾希望能有机会回报社会。王渝当年就在台湾创办过
   《儿童月刊》,提倡儿童写诗、画画、作文等等。至今为止,王渝还
   和她的先生一起,每年捐款给滋耕基金会和科学教育基金会(由在美
   国的热心人士组织的帮助大陆儿童的民间组织),资助中国的失学儿
   童,她同时还为基金会做义工,帮助编辑文稿,协助出书。
   
   王渝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是《门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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