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瑞典）
   
   在有关中国人权组织辞职风波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组织是美国人捐款支持的，人家要支持刘青，要把组织办成什么样子，是人家的事情。”

   
   这种说法令许多有意见的人闭嘴。是啊，谁出钱谁点菜，出钱的美国人，例如尊敬的伯恩斯坦先生等人，以他们出色的筹款能力，给这个组织搞来大笔金钱，因此，他们愿意点刘青主席这碗菜，愿意纵容他的黑箱、他的变质、他的财务不清，他欺负下属的蛮横无理，其他人管不着。
   
   有钱而又有筹款能力的人，就可以罔顾民意和舆论，这是不少人的共识。
   
   
   换块“瑞典人权”牌子试一试
   
   
   且慢，对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说法，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如果让伯恩斯坦先生等人在美国另外办一个“瑞典人权组织”，那么他们也能如源头活水一般，每年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吗？
   
   我担心他们一个铜板的捐款也拿不到。道理再简单也没有了：瑞典没有太大的人权问题，可以在本国解决，瑞典人自己的人权组织办得比美国的还要好。即使美国人的钱多得没处放，也没有必要捐款给“瑞典人权”。
   
   伯恩斯坦先生等神通广大的筹款人，只要让他们换一块牌子，获得捐款的数字，就会立即化为零，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了一个为人忽略不计的真实：在大笔捐款的后面，是巨大的苦难，巨大苦难是大笔捐款的来源。
   
   所以，人们在向人权组织的筹款人表示崇敬之时，无权忘记那些在中国国内遭受苦难的人：那些被剥夺基本人权的人，那些被监禁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
   
   然而，现实往往很讽刺。人们只感谢能够找来钱的人，而不问这钱是以什么名义找来的。
   
   
   这个公司出售什么？
   
   
   一位明显帮中国人权组织说话的网友，在论坛上批评我说：“茉莉显然希望闹大了，闹久了就会有结果，我看这是她不了解美国公司法是如何运作的思维。”
   
   把人权组织当作公司，即把人权事业商业化。公司里，一切为了赚钱，老板主宰一切，天经地义。
   
   但持这种思维的人，不大愿意回答我的另一个问题：
   
   --你们这个公司出售什么？
   
   没有一个正经公司，是能够空手套白狼的，你必须给别人什么货物，别人才付款给你。
   
   中国人权组织这个公司，拿出来给别人的“货物”是：一大堆展示中国人的权利被侵犯的材料。
   
   这些材料，横看竖看，都是弱者的血泪。西方人被感动了，纷纷掏出腰包。
   
   这就是某网友说的“无本生意”,就凭一些材料和信息，那些来自个人和团体的捐款，滚滚而来。
   
   这种钱来得太容易，来得多，诸位同仁皆大欢喜。加工资、加福利，给自己人项目，换高级华丽的办公室，摆架子摆阔气，贪图享受，……。主席去下赌场，让不懂中国问题的女主任飞来飞去发表高论，不亦乐乎。
   
   那些用来换钱的辛酸血泪，却被弃置不顾——只要看看他们援助六四受害者的数字。
   
   人是多么容易忘本的一种生物。他人的苦难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把人权组织当作公司的人们，还忘记了，这种组织在西方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组织”（Idealist Organizations）的。其特点是：非政府，非盈利，为人道人权和慈善事业而工作。区别于盈利公司的是，它不以赚钱为目的，而始终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
   
   一边是捐款，一边是苦难，苦难换来捐款。遭受苦难的人，有权利要求享受这个组织高薪的人，提供好一点的服务，而不是面对这个组织冷漠和傲慢。
   
   我们这些关心受难者的人，对这些血泪捐款的使用和他们的服务，绝对有置喙的权利和义务。
   
   
   捐款和坚持独立性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组织，它的创办者是中国人，它的宗旨是为中国的人权事业服务。从一开始，这个组织就得到东道主美国人的支持，理应深深感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理事的意见，不再被当回事了。
   
   当人们问：为什么中国人权组织不挽留这些辞职理事？有人回答说：那些老外不答应。
   
   这里可能有中西文化交流隔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这个组织已经到了认钱不认人的地步，谁有本事找来钱，谁说了算，你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算老几？
   
   一个中国人创办的“中国人权”，就这样转变为由美国人主导的“中国人权”。执行主席刘青不需要向中国的人权受害者负责，只需要向给他钱的美国人负责。
   
   水上飘先生评论那些失败的理事，说：“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在和专制者们的斗争中，曾经败下阵来，落荒而逃。而今天，在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却败在由金钱权益主宰的程序正义里，再一次落荒而逃……，难道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无法摆脱的宿命？”
   
   我要问的是：为了金钱，违背初衷，丧失理想，这难道是中国流亡组织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么多年，我们在海外学到了什么？我们简直就是一无收获。
   
   除了继续在自由社会里思考和学习，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因此想起成立四十余年仍然运作良好的国际特赦组织。1996年，我曾经在国际特赦伦敦总部短期协助工作过，知道他们有一个严格遵守的原则：“拒绝任何影响它的公正或使它产生依赖性的捐款”。
   
   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国际特赦组织不让任何捐款人介入内部运作，以保证这个组织的独立性不受干扰，
   
   国际特赦组织里也有很能干的筹款人，但他们的分工很明确，筹款人只负责筹款，不能过多干预具体的人事运作。
   
   早期的中国人权组织，那些理想主义者——李晓蓉、傅新元、王渝，也是很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这个组织一度贫困得捉襟见肘。后来，钱多了，负责人想要更多的钱，不在乎独立性，这样的结果，是丧失理想主义，也丧失中国人权组织的“中国”特色。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从理论上说，建立在民主社会里的中国人权组织，必须接受来自社会的舆论监督。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听，批评是我们的责任。
   
   我因此写出自己的感想，并希望这种批评的声音，能够促使中国人权组织反省。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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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9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