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作品选编：留任的中国理事面临难题--人权组织问题透视

   不顾别人会有多么难堪，全美学自联的人权义工陶业，在《结果正义与权力监督》一文中，以连珠炮般的口气，咄咄逼人地，给中国人权组织分裂风波之后留任的理事，提出一连串问题：

   ——“留任理事们的角色扮演得怎么样呢？十三年来，你们对刘青行使权力作过满意程度的评估码？你们对刘青的权力冲动作过理性判断吗？你们对刘青的越权行为作过矫正吗？你们对刘青的权力膨胀作过扼制吗？凭你们的经历和胆识，该不会面对刘青而不知所措吧？是你们犹豫了？胆怯了？手软了？个人利益搀和其中了？还是有金钱关系了？从刘青那儿拿到项目了？如果没有勾当又该作何解释！你们究竟是刘青的制约者呢？还是刘青的追随者？你们究竟是刘青的监督者呢？还是刘青的同谋(结果非正义的同谋)？你们总不该是弄臣或垂帘者吧？望君三思！”


   凭着一股打破沙罐问到底的倔劲，陶业把许多人私下议论的疑问，公开挑明白了。中国人权组织的留任理事和辞职理事一样，不少人和我们这些人权义工，有这样那样的熟人关系或朋友关系。一般人因此觉得抹不开面子，但陶业却如此不留情面地发出质问，这说明，他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具有不同一般的责任心。

   被视为西方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典范，汉娜·阿伦特当年在公共事务上发表意见时，总是言辞犀利，批判的锋芒毕露。对此，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在海外，发表反对共产党专制的言论一点也不难，但是，对自己阵营里出现的问题，很多人却望而生畏不敢吱声。从这一点上说，我佩服陶业的忠直和正义感。他本人对中国人权组织毫无所图，但他那一篇接一篇的致理事的文章，却明显抱有“干涉内政”的目的——希望这种来自外部的批评，能够促进中国人权组织内部的改革。

   有感于陶业的苦口婆心，我也想对中国人权组织里的中国留任理事，说几句心里话。

   公众人物不能有双重标准
   陶业质疑留任理事对刘青制约得不够，是否因为有“个人利益”和“金钱关系”。据了解，留任理事中确实有个别人和刘青利益结合、利益均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不顾一切力保刘青。这些内幕，以后也许会有人陆续揭露出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不少留任理事是出于理想参加中国人权组织的，其中有的外国理事，不但没有从这个组织获取利益，反而是这个组织的捐款人。

   而留任的中国理事，情况各不相同，大都是一些反专制的人权人士，在社会上颇有声名和影响。他们中有著名的工运领袖、昔日的学生领袖、民主理论家、长期从事海外人权活动的人士，还有香港立法局的议员。

   这些身份、经历各异的留任理事，却有一些共同点：一，在被朱学渊先生称为“庐山会议”的05年的例行理事会议上，他们大多反对辞职理事的改革诉求；二，在 2月15日发出的现存《中国人权理事会声明》（被人视为是拒绝挽留辞职理事的“关门信”）里，这六位中国理事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由此人们可以认为，这些留任的中国理事，是不愿意按照章程健全制度的。已辞职理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这个人权组织已经发生了蜕变，背离了普世价值的人权理念，财务不清，利益输送，违背章程等等，对留任的中国理事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或者不是值得在乎的重要问题。

   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这牵涉到做人的双重标准。

   ——号召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工人领袖，却不肯维护本组织内部职工的人权。例如，当“中国人权”原工作人员玮琳和刘青闹出劳资纠纷之时，玮琳揭发刘青侮辱了她的人格、侵害了她的人权，调查结果证明玮琳的指控属实，而留任理事却不主持公道，不要求刘青向玮琳道歉。

   ——经常发表庄严声明或者洋洋洒洒的文章，反对共产党终身制的留任理事，却纵容刘青多次不经选举的连任，让刘青不合法地将主席位置无限期地坐下去。

   ——在理论上条分缕析地论述中国共产党腐败的罪恶，但在面对刘青的权力腐败和财务不清时，却持一种姑息的态度。

   ……

   对共产党是一套，对自己人是另一套，搞双重标准，而不是将人权民主公正的理念，无条件地一以贯之，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人视为虚伪。这样的两副面孔，也不能不让人怀疑，人权和民主的主张，对有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真正追求的目的。

   人们凭什么再相信他们？

前不久有一位叫草虾的海外网友，在中国人权组织风波发生之后，在“独立评论”论坛上宣称：“拒看xx、的文章”，因为xx们“作为人权理事会的资深理事和公民议政的太平理事，对自己身边的事情都没能拿出个明确说法，还有谁信他？不正己，何以正人？”

   一位作家朋友私下告诉我，过去他曾经很钦佩某位学者反腐败的文章，后来获知那位女士支持刘青并为之活动，他再读其人文章时，突然一下子就倒了胃口：一个人怎么能够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腐败，一方面却包庇自己身边的腐败呢？

   这些事情证明，当著名的公众人物持双重标准、对人对己两副面孔之时，他们的公信力就面临危机，就会遭到质疑，话语权就因此丧失了不少。这就如中国人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本来是非常正义的事情，但日本人要是反问：你们中国人不也经常篡改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么？那么，中国人的抗议声调，恐怕就不会那么响亮了。

   我因此为留任的中国理事感到遗憾，他们中有的人可能获得了一些利益，但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在道义、信誉上的损失，却是很难用金钱来弥补的。

   方励之等十几位辞职理事在辞职书里，就自己过去监督不力道歉之后，表示不与黑箱同流合污，多少保持了人格的清白；而留任理事却被公众认为是自愿留在黑箱中，乐意与黑箱为伍的，如果他们还想挽救自己的公信力，向公众证明自己不是持双重标准的人，并证明自己的人权理念是真诚可信的，那么，他们首先必须打破黑箱。

   打破黑箱，力行改革

   面对现实，留任理事应该做的事情有很多，例如：

   一，诚实地向外国理事传达中国人的批评声音。

   记得美国理事、汉学家林培瑞先生辞职时，曾经撰写长长的一份《辞职书》，把方励之、刘宾雁和郭罗基等中国理事一个个介绍了一番。当时我不太明白这样具体介绍有什么必要，后来了解内情越多，就越理解了林培瑞先生的苦心：他明白包括他的美国同胞在内的外国理事，并不了解这些中国理事在中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地位，也不太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作为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林培瑞先生希望尽自己的职责，告诉那些老外，这些中国理事多么值得尊敬。

   但林培瑞先生自己也辞职了，他不能再向理事会忠诚谏言。这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责任，就落在现任的中国理事身上。目前，许多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改善人权的人们，正在以极为痛苦和失落的心情，默默地观察和思考中国人权组织这场风波。

   在《给中国人权共同主席的呼吁信》里，吕京花和司马璐等65人诚恳地呼吁：“我们恳请‘中国人权’以大局为重，努力挽留已辞职理事，并运用民主程序解决内部的问题。”这个呼吁，代表海内外许多人的心愿。此外，中国网民对这一风波发表了不少批评意见，其中精辟深刻的评论不少，留任理事有义务诚实地传达。

   二，坚持按章程办事，改革中国人权组织

   中国人权组织之所以闹出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风波，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在内部坚持按制度办事。已辞职理事对此也有责任，但他们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力图亡羊补牢，已经做出过很大的努力。现在，是轮到留任理事付出努力、进行制度建设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说，有关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建设，是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这是发生在海外的一个民主试验，这个试验是否成功，要看留任理事在内部的改革开展得如何。当然，在一大批中国理事出走之后，再提改革。对留任理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难题也是契机，希望留任理事能够审时度势，坚持原则，战胜困难，为这个组织争取一个健康的未来，也为自己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茉莉这些话，留任理事可以姑且听之。不管他们有没有诚意接受茉莉的意见，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它会照出每个人的真实面影。在历史的责问和追究面前，我们全都无可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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