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作品选编：遭了虫灾的民主试验田—

遭了虫灾的民主试验田——中国人权组织问题思考

   茉莉（瑞典）
   一块试验田患了病虫害，只要人们能够认真取样调查，进行科学诊断和防治，就有可能清除病虫害，使庄稼恢复生机，健康成长。
   一个组织也是如此。像“中国人权”这样高举人权大旗的组织，当它面对一场人祸——负责人的权力腐败导致分裂时，如果能认识错误，深刻反省，清除腐败，就有可能在制度和道德重建的基础上，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获信誉和生机。因此，所有善意的分析、批评和指责，都可视为医治病虫害的农药和肥料。
   但冼岩先生的批评，显然不属于肥料和农药一类，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试验田——否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在《刘青腐败印证“宪政民主”不管用》一文中，冼岩如此挖苦中国人权组织的分裂事件：
   —— “这就是发生在‘宪政民主’经典样板的美国、发生在‘宪政民主’精英大本营的民主闹剧。无论是闹剧的操纵者、胜利者，还是在闹剧中束手无策的反对者，都坚称如果把他们这一套搬到拥有13亿人口、幅员辽阔、社会分化严重、矛盾积累深厚、自然资源薄弱的中国，一定能够运作得很有成效，至少比只有2亿人口、自然资源丰厚的俄罗斯要好得多--除非是年少懵懂，又或者鬼迷心窍，否则很难相信还会有人听信这样的梦话或鬼话。”
   在这段话里，冼岩先生只顾逞口舌之快，忘记了“宪政民主”必须依靠舆论监督才能实行这一常识。辞职理事在辞职后将内部矛盾诉诸于公共媒体，正是运用美国社会的宪政民主，来救治中国人权组织内部的不民主。和刘青的腐败抗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怎么就“印证宪政民主不管用”了呢？
   我们不须介意冼岩先生的冷嘲热讽，而可以就他提出来的“刘青腐败和民主制度”的关系，好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在实践民主中所犯的过错，这样，不管是对目前仍处在黑箱之中的中国人权组织，还是对其他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中国人，都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 流亡组织的客观因素
   对刘青的腐败问题，合乎逻辑的分析应该是：它不但不能否定民主制度的可行性，而且令人痛心地证明,一个组织不但需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必须切实地执行，才能以权力制衡权力，使腐败失去其滋长的空间。
   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说：“人类实现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类趋向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在这里，人类实现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指民主的普世价值，它同样适合于中国。
   “民主”在这里用于狭义，它专指组织生活中一系列制度化的程序。中国人权组织之所以矛盾爆发，落到被冼岩先生嘲笑的地步，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不好、不可行，而是因为人们在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流亡组织内部制度不彰，管理不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世界他国的流亡者也少有成功的例子。从客观因素上来说，这是因为民主需要培植它的土壤，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欧美民主国家大都立法规定，所有的民间公益组织在运作上要高度透明和公开，并由专门机构监督民间组织运作，随时接受的任何公民的举报。而中国人权组织是一个在美国创建的流亡组织，它远离其为之服务的人民，缺少一定的外部监督。由于距离遥远、语言隔阂，不管刘青如何腐败，工作如何差劲，国内的服务对象如何怨声载道，在美国的捐款单位和个人都很难获知真相，或者获知了也不愿相信。
   因此，中国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就能够在遥远的他国，心安理得地以故国“苦难的代理人”自居，享受着代理苦难所带来的道义资源，挥霍着血泪捐款，却轻而易举地淡忘自己的责任，对所代理的对象——国内受害者的责任。
   虽然在流亡组织中有这么多客观局限，实践民主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对民主的信念，相信人类实现正义的能力，并克服困难，寻找有效途径。

◎ 轻信人性，自废武功
   众所周知，民主的精髓是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亨廷顿说：“ 在非民主体制中，人们可以根据家世、运气、财富、暴力、选任、学识、任命或考试而成为领袖。民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经由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在《中国人权章程》里，早就有关于选举主席的规定：“本组织的官员由理事会年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连选连任。”如果这一规定得以施行，刘青为了连任，为了选票，将不得不收敛他的专横与霸道，不得不善待其服务对象，不得不听取理事们的正确意见，。
   但在这次辞职事件发生之前，十几年中，理事们中居然无人提出要按章程办事，刘青因此不合法地连任了十三年。这个选举制度之所以被废置，是由于全体理事的监督意识薄弱。
   据已辞职理事说，之所以在此之前没有提出要按章程选举，是因为他们对刘青的印象都不错，大家相处得很好，如果要按章程三年一选，他们当时也会选刘青，所以觉得搞选举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于是理事们自废武功，放弃了他们最能约束刘青的一个武器——选举。
   后来的教训十分沉痛。郭罗基先生在接受《凤凰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等到我们认为刘青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让他下台的程度，他就不肯下台了；而且，他运用权力，形成势力，还有一帮人不让他下台了。深刻的教训就在于：运用民主是经常更新、及时轮换，不是最后清算。”

◎ 对昔日英雄的“道德人假设”
   长期以来，刘青之所以能给理事们留下良好印象，以致令他们自废武功，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九七八年北京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当年魏京生被捕后，刘青曾冒险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后来被判处十年徒刑。这样令人感动的英勇事迹，令刘青在海外赢得很高的声誉，甚至被称为“民主墙的谭嗣同”。
   然而，在专制高压下坚强不屈的英雄，能否抵御金钱和权势的腐蚀？——这是一个人们忘记质疑的问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英雄一般被假设成“道德人”，不仅是刘青的英雄事迹令人印象深刻，他那憨厚的笑脸和朴实的谈吐，也给人一种可信赖的印象。那些每年只去纽约开一天会议的理事，每年听取有关刘青优异工作成绩的报告，感觉再满意也不过了。
   多少年后，那些曾兴高采烈把刘青迎进中国人权组织的前理事，才发现自己做了一场恶梦：在这个被视为“十分干净”的组织里，隐藏着赌博、贪污嫌疑和恶劣的官僚特权作风；许多专制下呻吟的受害者，被冷酷地拒绝关注和援助；……最后，这个他们曾经拥护爱戴的主席，无情地把他们自己逼走了。
   由此想到西方人的明智，他们可以把花环和赞歌献给英雄，却不轻易授英雄以权力。1946年，戴高乐将军领导抵抗运动胜利之后，法国人就让他们的英雄下台，回家休息，因为他已经不适应一个和平的法国。戴高乐只能隐居调整自己，才在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法国政治舞台上。

◎ 民主应该建立在猜疑之上
   在这里，理事们忘记了有关民主的一句箴言：民主的权力应该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当初应该提出一些这样的质疑：
   —— 一个在狱中度过漫长时光的人，是否需要先接受心理方面的咨询才担当重任？一个缺乏人权理论知识和不懂外语的人，是否需要先进修才让他主持人权工作？刘青是否具备一个人权主席所需要的素质，例如，高尚的品德、广博的知识面、理性的判断力、对他人的同情心、善于妥协的精神和团结人心的能力？
   但英雄的“道德人”光环遮盖了一切，人们因为善良轻信而不对刘青加以考察。多年来，理事们几乎完全丧失警惕性，不曾按照民主原则去合理地猜疑。结果，本来就不合格的刘青，不但不需要努力使自己具备上述基本素质，反而玩弄中国传统的官场权术，紧紧抓住金钱和权力，招揽一帮子“人才”，建立了他个人的“铁打江山”。
   综上所述，刘青的腐败，并不是冼岩先生所说的“印证‘宪政民主’不管用”，而是映证了实行民主的必要性。但是，这一悲剧，也反映了在中国人的组织中实践民主之艰难。中国人权组织理事们的过失在于，他们在这一块海外民主试验田里，没有成功地运用民主体制，去制约人性的弱点和缺点。
   承认我们在民主实践中的失误不是羞耻，只有出了丑闻不承认，坚持错误不改，才是将被历史谴责的真正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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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冼岩先生原文：

刘青腐败印证“宪政民主”不管用
   冼岩（北京）
   尽管海内外的“宪政民主”思想家、斗士们大吹法螺，一口咬定“宪政民主”是当前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但海外民运的真实故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宪政民主” 牛皮破产，也使得曾经寄希望于民运的国人心灰到心冷；尽管各宪政名家、民主斗士们一再信誓旦旦、向国人保证“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效果一定会好得很、一定不会重蹈前苏东转型及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覆辙，但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的“宪政民主”方略楞是连他们自己几个小小的民运组织也摆弄不好。
   89以后，海外民运曾经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精英汇聚、资源充足、声势浩大，似乎成功就在眼前。但就是由这些在中国被公认为是最熟悉西方“宪政民主”运作、自由民主信仰最坚定的精英们所组成的民运组织，在受到全世界同一立场阵营的众多关注和资助的支持下，并且是在被他们视为“宪政民主”样板的国家制度背景下，民运内部却争斗不休、丑闻不断，什么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安排或方法技巧都解决不了这些为数仅几百、甚至几十人的民运组织的内部问题，最终使支持者心灰意冷，视其为扶不起的“阿斗”，纷纷撤去支持。失去外部支持后，内部仍然纷争不息的民运终于在昙花一现后归于沉寂，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妨碍此中的大腕们继续大言不惭，声称他们这一套连他们自己几个人的关系都调节不好的玩意却能够“救中国”--一屋不能扫，却断言可以扫天下；世事之奇，莫此为甚。
   现在，大多数海外民运组织已经沉寂或消失，“中国人权”作为十六年来仅有的没有传出人事纠纷，并且经费充裕的机构，可谓是硕果仅存的峤峤者。对这一打着“人权”幌子、行民运之实的机构，笔者一直怀有好奇：被王军涛许为“民运和思想界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家和重要的活动组织者” 的胡平，在其主持的民运组织及刊物内部大权独揽、账目不清、化公为私的诸多行径也已经被曹长青撰文披露（曹长青《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那么，以“人权组织”之名而能够兴旺至今、旗下几乎聚集了当今海外民运大多数重要精英的“中国人权”，会不会是出污泥而不染、一枝独秀的“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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