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凌晨，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最后一次望着他平日祷告的窗口，举起右手，吃力地做出祝福的手势，发出“阿门”的声音，然后，在圣彼得广场上十万信徒颂读玫瑰经的声音中，他与世长辞。
   

    在印度达兰萨拉香烟缭绕的庙宇里，一直忧心教宗健康的达赖喇嘛，和他藏传佛教的信徒们一起，举行了特别法会，为去世的教宗念经祈祷。达赖喇嘛在悼词《一位真正的精神践行者》里说：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我高度推崇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精神深邃而富于思想的人，我对他极为尊重和钦佩。他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兰的经历，和我自己与共产党人的麻烦，奠定了我们密切的共同基础。在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以其极为切实、坦率和对全球问题广泛的正确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
   
   
   ◎ 友谊来自对共产主义的体验
   
   
    西藏和天主教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9世纪末，三个法国传教士来到藏东一个叫盐井的地方，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建立家园。在澜沧江的河谷中，至今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和几百位藏族天主教信徒。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和藏区白色的佛塔、五色的经幡遥相呼应。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就有天主教救济机构参与救助流亡者，协助成立“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1980年，刚成为教宗不久的保罗二世，开始会晤达赖喇嘛。二十多年来，两位宗教领袖曾经八次会晤，发展出亲密的私人友谊。
   
    回忆与教宗的交往，达赖喇嘛说：“教皇非常同情西藏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首领，他尝试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真诚关怀中国数百万天主教徒的状况，因而不便公开或正式表达这一点。但是，从我们的友谊一开始，他就向我私下透露，由于他在波兰对共产主义的切身体验，他对西藏问题有清晰的理解。这就给了我个人以很大的鼓励。”
   
    1978年10月16号，当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冒出白烟的时候，全世界都吃惊地获知，新选出来的教宗竟然来自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不止一次地我从电视里开心地看到，那位年迈而神圣的教宗，居然倚着窗口，用他那一副好嗓子深情地唱歌，
   
    曾经是一个梦想做戏剧演员的男孩，教宗从小就爱踢球、爬山，并热爱波兰文学。后来他走上奉献上帝这条道路，与家庭的悲惨遭遇有关。在纳粹侵略波兰时期，这个男孩目睹了许多暴行，失去亲人的他，只能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来安慰自己的悲哀和孤寂。
   
    苏共坦克开进波兰后不久，那个长大了的男孩就做了神父。后来，他在罗马拿到了神学学位，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开始小心翼翼发展教会，保护教徒,开展宗教活动。直到1968年，波兰共产党才发现，这位红衣主教是一位危险人物。他为那些因为反苏而遭到逮捕的学生辩护，谴责当局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在一次元旦布道中，他甚至公开号召波兰人争取应有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位人权斗士被梵蒂冈推选为教宗，是出人意外的奇迹。
   
    和教宗的经历相似，达赖喇嘛在共产党进入西藏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作为藏民族的现世之神，他在西藏危难之际提前亲政。从1951年到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和共产党进行长达八年的“合作”，经历了共产党政权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宗教压制。最后，他被迫带领十几万藏民流亡他乡，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 不同国情发挥不同影响
   
   
    教宗曾说：“在我们这世纪里，不幸出现了两个极权体制：带来战争及集中营的纳粹主义、带来高压及恐怖统治的共产主义。可以说，我是从内部认识他们的。这就很容易理解我为何对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权利——首先是生存的权利——的深切关怀。总之，这一切的关怀交织在我心中，而这是那些悲剧性的经验所造成的结果。”
   
    盖棺论定，人们公认教宗的功绩之一，是他在推翻东欧共产政权中所起的重大作用。198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认为，波兰走向民主，一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教宗。
   
    记得1999年我访问波兰时，曾听华沙大学的教师告诉我，当年教宗回到故乡，给波兰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鼓舞。那是1979年，教宗第一次回到故乡波兰，他跪下来亲吻华沙的土地，几十万波兰人欢呼着举起十字架，聆听他的演讲。从那之后，异议人士获得教会的支持，教会提供团结工会财政资助，并照顾被监禁者的家属。
   
    而达赖喇嘛本人则在流亡的四十六年间，从未有机会回西藏。1979年，由于邓小平一度的开放政策，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曾经从印度回国访问。当时，广大藏族人民不顾中共的禁令，手捧哈达和青稞酒，流着眼泪向代表诉说他们的苦难。不管中国西藏和流亡西藏如何被人为地隔绝，在藏人心中，达赖喇嘛仍然是他们最高的精神领袖。
   
    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使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更多地为西藏人所接受。但是，在现实层面推进中国和西藏的民主改革，达赖喇嘛却不具有教宗那样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波兰和中国的国情，有不少历史和国情的区别。
   
   
   ◎ 宗教作用和民族主义
   
   
    首先，波共比中共要文明得多。在波兰，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共产党不敢下手压制宗教。一些共产党员表面上很革命，却在礼拜日偷偷地去偏僻的小教堂做礼拜，在那里获取地下出版的报纸。对于这样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教宗传播的民主人权理念很容易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和西藏却被更野蛮更专制的中共统治，达赖喇嘛不能和广大西藏人和汉人直接接触。不信神的当局疯狂打击宗教，对宗教界进行严格的管制，使他们很难有机会支持反抗人士。
   
    其次，教宗唤醒了波兰人强大的民族复兴意识。二战后苏联占领了波兰，扶植了亲苏的波兰共产党，使波兰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因此，波兰人的民主抗争中，掺杂了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在波兰籍的教宗的支持下，波兰人民和他国比较起来，反苏最早，规模最大。可以说，民族主义对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达赖喇嘛却不一样，他只是在西藏被视为民族的代表，而在整个中国，由于中共的造谣宣传，他被大汉族主义者视为“分裂分子”。这样，大中国民族主义阻碍了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同。
   
    但中国人中还是有不少人尊崇达赖喇嘛，并期待他发挥更大的影响。例如中国作家王力雄，就曾称达赖喇嘛是“宝贵的领袖人物”，说“未来不仅需要达赖喇嘛拯救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拯救中国。”在王力雄的《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里，就有一位虚构的汉人，作为中国几方面政治势力的共同代表，恳请达赖喇嘛前往风雨飘摇即将分崩离析的中国，去担任整个中国的国家元首。
   
    由于形格势禁，达赖喇嘛不太可能像王力雄所幻想的，以一介僧人的身份“问鼎中原”，也无法像教宗一样以宗教和民族精神，现实地参与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但是，达赖喇嘛所传播的和平、宽容的佛教哲学、爱与和谐的东方精神，有着深远长久的意义。
   
    基督之爱和佛陀之爱，在教宗和达赖喇嘛身上体现。他们两人都曾努力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与了解，指出不同宗教追求的是相同的目标：行善，给全人类带来幸福。所有教人相爱与慈悲的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从这一点上说，教宗和达赖喇嘛对人类的贡献无与伦比。
   
   (原载《开放》杂志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