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吞噬了你们的生命 / 天空给铺下回家的路程 / 昔日去时，印度洋岛屿鲜花盈盈 / 今日归来，瑞典举国泪水飞纷 /”在《致南亚海啸中的瑞典死难者》一诗中，我描绘了这样一幅真实的情景：2005年1月5日，瑞典用专机从泰国接回第一批死难者，穿黑衣的国王、政府大臣和亲属，流着眼泪，在冰雪寒冷的凌晨静候机场，迎接一副副覆盖着蓝地黄十字国旗的棺木。
   

    在诗中，我把这些死于海难的瑞典人，称为“追逐温暖阳光的人”。北欧漫长而寒冷的严冬，令不少瑞典人难以忍受黑暗天气的压抑，他们便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去南方享受明媚的阳光。除了西班牙岛屿之外，泰国的旅游胜地普吉岛和披披岛，也成了瑞典人的“度假天堂”，那里有著名的白色沙滩，洋溢热带风情的棕榈树和椰子树，还有丰富多彩的歌舞和夜生活，令人流连忘返。因此，当天堂突然沦为地狱，不少瑞典人在海啸卷起的巨浪中失踪。
   
    对于得天独厚享受安宁的瑞典，这是在近三百年间未曾遇到过的巨大国难。作为西方最大的受难国，瑞典在这次亚洲海啸中失踪和死亡人数之多，令世界惊讶。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一度有几千人在海啸卷起的巨浪中失踪，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八的瑞典人有亲朋、同事或熟人陷入灾难，其比例之高，令这个小国深受创伤，以致新年变成全国哀悼日，各地降半旗为南亚海啸遇难者志哀。
   
   
   ◎ 救灾更要追究政府责任
   
   
    当电视上出现南亚旅游胜地变成水国泽乡，尸横遍地的图像，瑞典人的反应除了震惊悲痛之外，就是追究政府行动迟缓的责任。在海啸发生的最初时刻，欧洲他国，例如经常遭受地震威胁因而有经验的意大利，立即采取了救助行动，而瑞典政府却迟延了一天，才派出救援人员。
   
    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瑞典政府没有及时反应，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正好是圣诞放假，由于长期和平造成思想麻痹，政府有关部门的应急机制，一下子启动不灵，再加上南亚和北欧天各一方，既有时间差，也有地理距离的遥远，让人难以真切感受海啸的可怕程度。
   
    笔者还记得，1976年7月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之时，负责救灾的解放军部队在三天之后才抵达灾区，他们却获得了灾区老百姓一片感激之情，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当时，解放军救灾的英勇事迹被大肆赞美歌颂，而死于唐山大地震的655 000中国人（根据瑞典媒体引用的数字）的惨况，却鲜有图像和文字详细报道，当局更禁止国际媒体进入灾区采访。封锁消息并拒绝一切国际援助的做法，使唐山地震灾民的苦难更为深重。
   
    然而，民主的瑞典却完全不一样，人们对自己纳税养活的政府，不但毫无半点感恩之情，而且还要不依不饶追究其拖延时间的责任。媒体的批评声浪气势汹汹，铺天盖地。政府官员从首相到外交大臣，只能低头检讨，忙不迭地认错。
   
    瑞典外交大臣莱拉·弗赖瓦尔兹是媒体集中炮轰的对象。由于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莱拉女士在听到海啸发生的消息后，还曾按照原计划去戏院看戏，因此备受诟病。为了将功补过，莱拉立即跟随救援人员一道前往泰国，现场了解情况，帮助被困在那里的瑞典国民回国。在亲眼目睹悲惨灾情后，莱拉感到很震撼，她对媒体沉痛地说：如果政府行动迅速一点，会减少许多人的痛苦。最近，瑞典首相也前去南亚，和泰国政府探讨救灾问题。
   
    有意思的是，正当瑞典政府被本国人民批评得狼狈不堪的时候，北欧邻国如挪威、丹麦，却一个劲地表扬瑞典政府在救灾中的表现，特别是以瑞典外交大臣亲自访问灾区的典型事例，来教训本国政府救灾不力。在民主国家人民的眼中，无论如何，总是自己的政府不好。
   
   
   ◎ 舆论监督和危机处理机制
   
   
    瑞典的民族性，偏向于严格遵守纪律一类，被认为是西方世界中最有组织性的国家之一。作为著名的“人道资本主义国家”，瑞典更是世界上最重视人道救助的民族，近几十年来，许多第三世界穷国都得到过瑞典的慷慨支援。
   
    然而，这样一个以善于组织闻名于世的民族，居然在救灾中落后于他国，使自己遭难的国民得不到及时的救援。这些事实被揭发出来，大大震惊了瑞典社会。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笔者再一次领教了西方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的厉害。无所畏惧、斗志旺盛的媒体，以调查性的新闻报导，纷纷揭发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良，追究工作人员的失职。电视台甚至制作特别节目，展开民意调查，采访受害者及各方人士，给有怨气的人们提供发泄怒火的机会，并用图表展示人民对政府作为的评价，也对反对党、民间援助组织，旅行社、教会等机构的重要职能进行评价。
   
    民间救援组织在舆论调查中获得高分，而外交大臣被评为不及格。反对党议员因此要求外交大臣辞职，并认为执政党首相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么，反对党是否也有责任？他们自我检讨说，反对党应该在第一时间里，督促执政党积极采取救助行动，但他们一开始也只是旁观。
   
    在各方面都追究责任，自我检讨的同时，瑞典国王却大大得分。由于国王在获知灾情的第一时间里，表示了他的焦虑和关心，因此被人民赞赏，瑞典的君主立宪制也因此得以巩固。
   
    正是这样把一切问题透明地摆上桌面的做法，促使瑞典人考虑如何以最佳手段加强危机处理的问题。在野党保守党在猛烈抨击执政党之后，提出一项议案，建议成立一个“公民委员会”，监督政府处理南亚危机。而后，各种关于强化危机处理组织的议案相继提出。
   
   
   ◎ 宗教医疗人类的集体伤痛
   
   
    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海啸，将恐惧、死亡、悲惨与血泪展示给世人，使人深感在自己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这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人们往往在痛苦无以自拔时走进教堂，寻求上帝的爱和安慰。就连不信神的笔者，也在海难发生后，专程前去本市教堂，点燃一支白色蜡烛，和瑞典人一起为死难者祈祷。
   
    灾难使人们思考，尽管人类如此脆弱，苦难无法摆脱，但仍然有爱和希望存在，只要人们互相温暖，互相救助，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毁灭我们。于是，本着基督救世的精神，瑞典各界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如火如荼地展开捐献救助活动。尽管本国受灾严重，小国瑞典捐助给亚洲灾区的款额，高居世界第四位。
   
    目前，瑞典各界正在尽一切力量，给本国受害者及其亲属提供医疗、心理辅导和经济帮助，与此同时，瑞典人还挂念无以为生的印尼、泰国和斯里兰卡的灾民，因此讨论尽快重返南亚，以帮助那里振兴旅游业。在这些令人感动的救灾活动中，北欧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文明，展示出它的光辉。
   
   (原载《开放》杂志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