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茉莉的《大批优秀人才是怎样被逼走的？ ——玮琳访谈录之二》一文发表后，何清涟于2005年5月17日，发表了《何清涟关于茉莉采访任玮琳文章中涉及“利益冲突”之事实说明》。在这篇文字不多的说明中，何清涟女士至少犯了以下三个错误：把正常言论当作“谣言”；在“利益冲突”问题上误导读者；提供与事实不符的“事实”。
   

   
   一，把正常言论当作“谣言”
   
   
   在何清涟的《事实说明》中，她指控我们“有意杜撰‘利益关系’的谣言”。茉莉认为，何清涟女士关于“谣言” 的说法，是很不恰当的，笔者对此表示遗憾。
   
   在茉莉的《玮琳访谈录之二》里，玮琳提到刘青和谭竞嫦利用“利益冲突”，把中国人权组织创始人李晓蓉和萧强挤走，然后，自己又制造新的利益冲突。玮琳举了好几个例子，茉莉因此询问：
   
   “听说他们最近要请程晓农担任理事，而程晓农的配偶何清涟与中国人权组织有合约关系，她是华夏电子报的撰稿人，同时还接连申请中国人权组织的研究项目。有一个叫水上飘的网友为此撰文说，选择程晓农做理事是‘不专业’的，因为有‘利益冲突’。玮琳你怎么看这件事？”
   
   玮琳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实都是明摆着的。就像现在大陆的老公掌权，老婆发财，有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一目了然。”
   
   很明显，在这一段对话里，茉莉是在陈述事实（何清涟的声明无法否定上述事实），并提出疑问，而玮琳的回答则是她个人的看法。这些都在正常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何清涟女士把正常的事实陈述和个人观点，动辄斥为“谣言”，并把发表访谈录的《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斥为“有意登载这些谣言”，这对于接受中国人权组织资助、专门研究中国新闻自由的何清涟女士，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同样有妨碍言论自由的倾向。
   
   
   二，在“利益冲突”问题上误导读者
   
   
   当我们谈中国人权组织里的“利益关系”问题时，遵循的是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有关规定：“理（董）事会之政策应避免涉入个人（理事及员工）的利益”，“理（董）事及成员不应卷入实际的利益冲突”（引自“Standards in hilanthropy”）。而理（董）事的家庭成员，也在不应涉及利益冲突之列。
   
   何清涟说：“中国人权的《华夏电子报》于2003年8月开办，本人每星期为该报撰写一篇评论。”在这里，何清涟没有说明，她每周给《华夏电子报》写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挣稿费的自由撰稿人，而是受“中国人权”聘请拿固定工资的非全时雇员（part-time）。据本人所知，她每月写四篇文章，不管写什么写多少，工资都是固定的。
   
   除了是中国人权组织有合约关系的受薪雇员(即使不是全职)之外，何清涟还申请过中国人权组织的项目资助, 而且将来还有可能继续申请资助。
   
   这样，由于新任理事程晓农的妻子何清涟，在中国人权组织担任受薪雇员，很自然，她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程晓农的经济利益，那么，现实的利益冲突已经形成。如果何清涟将来继续向中国人权组织申请某个项目资助，这又构成潜在、可能性的利益冲突。
   
   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观认为，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利益冲突，都会削弱理事的独立判断能力，影响他们公正地行使责任和义务。
   
   例如，当中国人权组织要做出对何清涟有利（加薪或批准项目）或者不利（减薪或解雇）的决定时，她那拥有权力的理事丈夫程晓农，就可能施以影响或者干预。同时，其他理事也可能为了不得罪或讨好程晓农，因此避免做出对其妻不利的决定，而只做有利于何清涟的决定。这样，理事会内部就不会有正常的讨论。即使程晓农避嫌不参与涉及何清涟的讨论,只要中国人权作出有利于其妻的决定,外界依然有理由认为这里面有裙带关系的嫌疑, 由此影响中国人权组织的公信力.
   
   正因为如此，重视社会公信力的西方非营利组织认为，一种被外界认为(PERCEIVED) 的利益冲突，即使还没有发生，也可能像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一样，损害一个组织的声誉，减弱公众的信任感，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然而，何清涟女士却说：“程晓农是今年4月才开始由中国人权新选为理事，自从我的丈夫程晓农担任理事之后，本人再也未在中国人权申请过任何项目。此中是否有利益关系，请读者从时间顺序判断。”
   
   这里就有明显的误导读者之嫌。从程晓农任理事到何清涟发表《事实说明》为止, 一共才一个多月, 这“时间顺序”能够说明什么呢? 根据西方非盈利机构通行的道德伦理守则及惯例, 笔者认为，何程之间, 现实的利益冲突已经构成，潜在的利益冲突也随时有可能浮现。
   
   《美国法律架构下的非营利组织》一文中谈到法律架构的重点，第八点是：“非营利组织的董事必须承担组织内的三项基本责任：敬业、忠诚与守法。任何的利益冲突，都必须以非营利组织的利益为考量。”因此，茉莉仍然认为，中国人权组织在聘用程晓农做理事之时，已经违背了有关利益冲突的原则。至于茉莉是不是如何清涟所说“有意杜撰‘利益关系’的谣言”，相信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
   
   
   三， 向读者提供虚假的“事实”
   
   
   在何清涟撰写的《事实说明》中，还出现了其“事实”不符合基本事实的问题
   
   何清涟说：“本人于2002年春天曾列席中国人权理事会议，列席事由是向理事会说明本人将向中国人权申请研究资助，资助项目是‘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当时到会的理事共有30余名，包括今年所有辞职理事。”
   
   作为今年的辞职理事，张伟国先生却在何清涟的文章后面附加声明：他“并未出席讨论资助何清涟项目的2002年春天的中国人权理事会”。
   
   据茉莉了解，除了张伟国先生之外，至少还有刘宾雁、苏晓康和黄默等辞职理事，并未出席讨论何清涟项目申请的会议，何清涟不应该给读者提供这一类冠以“事实说明”的虚假资料。
   
   何清涟女士说“按照做人治学的基本原则”，她“不知晓”、也“不涉足”中国人权组织任何内部事务，但郭罗基先生写信问她：“我给你的私人信件怎么成了刘青指控我的证据？”她却不作回答，也不否认。另外，我们还知道何清涟为刘青担任说客，出面劝说两位辞职理事回去，由于这种做法有分化辞职理事群体之嫌，遭到两位理事的拒绝。
   
   可见何清涟女士对中国人权组织的内部纠纷，是既“知晓”又“涉足”的。至于她反不反自己身边的腐败，读者可以根据她的表现，做出自己的判断。
   
   最后，引用“独立评论”论坛上根源先生的好文，与何清涟女士共勉：
   
   ——“我觉得海外中文论坛能够进行诸如‘利益冲突’、‘角色冲突’这类的相互检视和监督，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如果能够形成一种习惯、一种程序，那就更好不过了。至少，总不会比互相‘抓特务’、泼脏水还要坏吧。
   
   　　——“从自身做起，自觉地把自己纳入法治社会的轨道，不将别人对自己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当作一种敌视行为看待，也不将对他人利益冲突的质疑当作一种攻击、诋毁他人的手段，无论是质疑的一方还是被质疑的一方都能够以平常心待之，那么海外异议圈子才有可能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才有可能成为非民主社会中渴望走向法治的人们的一个榜样和楷模，才有可能在引领非民主国家真正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起到一些积极、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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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何清涟原文：【新世纪论坛来稿照登】
   
   何清涟关于茉莉采访任玮琳文章中涉及“利益冲突”之事实说明：
   
   本人于2002年春天曾列席中国人权理事会议，列席事由是向理事会说明本人将向中国人权申请研究资助，资助项目是“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当时到会的理事共有3 0余名，包括今年所有辞职理事。对他们曾经支持这一项目，本人一直深怀谢意。此项目由2002年开始，直至2003年底结束。
   
   中国人权的《华夏电子报》于2003年8月开办，本人每星期为该报撰写一篇评论。并不涉足任何其他事务。
   
   程晓农是今年4月才开始由中国人权新选为理事，自从我的丈夫程晓农担任理事之后，本人再也未在中国人权申请过任何项目。此中是否有利益关系，请读者从时间顺序判断。
   
   对于一些明知真相的人，还要有意杜撰“利益关系”的谣言，本人对此表示遗憾。对于一些明知真相是什么的人有意登载这些谣言，本人同样表示遗憾。
   
   对于一些网友批评本人不反身边腐败的过激言辞（亦首发于议报），本人谨声明如下：本人除2002年春天曾列席过中国人权理事会议之外，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人权的理事会议或内部会议，并不知晓中国人权任何内部事务。按照做人治学的基本原则，我不应该对自己不了解的任何事情发言。
   
   特此说明。该文章首发于议报，议报主编为张伟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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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作为今年的辞职理事张伟国并未出席讨论资助何清涟项目的2002年春天的中国人权理事会。(5/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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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