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先生是不需要茉莉来介绍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而被民间学者视为“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
   
   作为晚辈，茉莉当年在国内曾经有两次被郭先生深深感动过，一次是读了他在1979年《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张志新的文章《谁之罪?》，其铮铮骨气、睿智卓识和激越文采令人动容。另一次是1992年，茉莉出狱不久，从“美国之音”里收听到郭先生担任“中国人权”国内理事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这位曾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被共产党打成“右倾”，被华国锋指示“一定要压下去”，被邓小平下令逐出北京，“六四”后被清除出党，出国后又被共产党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的人，却在他的古稀之年，不得不和其他十几位理事一起，为制止中国人权组织的权力腐败，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内部抗争，最后被迫公开宣布辞职。

   
   离开一个自己付出了心血、参与了十几年的人权组织，对郭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为此，茉莉以系列访谈的方式，让郭罗基先生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深入的回顾和反思，以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也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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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郭先生，我还记得当年出狱后我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你担任中国人权组织国内理事的消息时的激动心情。中国人权组织是中国海外第一个民间人权机构，而你，又是第一个国内理事，在当时参加海外组织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情，所以我很敬佩你。可否请你谈谈当初你加入这个组织的情况？
   
   郭罗基：我在1992年5月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当时人还在南京。“六四”以后，民主运动分化为三股力量。一部分人逃亡海外，成了海外民运；在国内则有地下民运和合法民运。我主张合法地高举民主的旗帜，进行公开的抗争。1992年初，我提出“共产党违法”的命题，以“共产党违法案”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上诉、申诉的诉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美国之音和BBC连续广播，一时颇为振奋人心。
   
   茉莉：由于你在国内勇敢地坚持合法抗争，被海外人权组织所注目，他们因此希望你和他们合作，参与他们的事业。
   
   郭罗基：那年5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从纽约打来电话，通知我被增选为理事。但他却说：“郭先生，您根据您的处境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们能理解。”我说：“我早就考虑过了，完全接受，我愿意在国内同你们合作，推进中国的人权事业。”
   
   茉莉：中国政府一直把中国人权组织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在国内慨然应允出任理事，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反应？
   
   郭罗基：当时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看中国政府究竟对我如何处置？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中国政府对你当上‘中国人权’理事是什么态度？”我说：“你应当去问中国政府。”果然，有人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了，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无可奉告。”
   
   茉莉：外交部的“无可奉告”意味着什么？
   
   郭罗基：“无可奉告”也就是无可奈何。我觉得这样很好，于是决定上北京，与我的一些自由化朋友商量，又推荐王若水、于浩成担任理事。这样，“中国人权”的三位理事南北呼应，有事就好商量了。
   
   茉莉：太好了，你们三位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参与进去给中国人权组织增色不少。听说这之后不久，你就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到达美国，有机会直接参与中国人权组织的活动了，请介绍一下你对这个组织的最初印象。
   
   郭罗基：我在1992年11月27日到达纽约。12月3日，第一次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从此每会必到。担任理事13年，我是少数几个参加会议最多的人之一。当时“中国人权”的办公室在42街，是寄人篱下，“人权观察”腾出两个小房间和走廊里的两个小隔子，供“中国人权”免费使用。
   
   茉莉：我可以想象当年条件的艰难。
   
   郭罗基：房间小到什么程度？当时《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对我进行采访，完了我们两人合影，萧强退到门外才能取景。墙壁和墙角也充分利用，有挂的，有架的，满地满桌子都是材料。人来人往，只能擦肩而过。我没有想到，美国竟有这样简陋的办公场所。我们南京大学的任何一个系办公室都比这里强。
   
   茉莉：当时你见到他们那一批最早的拓荒者，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
   
   郭罗基：那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电话铃声此起彼落，接待来访侃侃而谈。虽然人声嘈杂，有人还在埋头写作。一眼看去，人人都在忙碌。往往到了下午两三点，才想起来还没有吃午饭。我去的时候，常常遇到陌生面孔。一问，才知都是义工。一大批义工，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凭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义工？不是金钱，不是舒适的工作条件，而是精神，而是高尚的人权活动。
   
   茉莉：听说他们现在的办公室条件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郭罗基：后来，“中国人权”的办公室搬到帝国大厦33层。起初我以为是我们的事业发展了。不久，又扩大面积，大事装修，刘青和谭竞嫦对装修的设计、用材谈得津津有味，我却觉得不是滋味。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第一个节目居然是请大家看装修全过程的录像，刘青和谭竞嫦在一边作讲解，讲得眉飞色舞。
   
   茉莉：这样奢侈的装修花了多少钱？
   
   郭罗基：装修到底花了多少钱？在预算的“办公室搬迁”一栏竟是空白，不得而知。在豪华的办公室里可以眺望外面的自由女神像，但办公室里面没有自由的精神了。钱多了，可以用钱雇人，但已经吸引不了义工了。
   
   茉莉：还是早期那些义务奉献的人们令人怀念。
   
   郭罗基：1992年我来的时候，“中国人权”年收入才十万左右美元。萧强、王渝等人对现状很满意了，认为“中国人权”已经度过艰难时期。因而向我叙述一番“家史”。
   
   茉莉：说这段“家史”总是要提到傅新元和李晓蓉。
   
   郭罗基：1989年3月，傅新元联络一批留学生，酝酿在海外开展人权活动。4月，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匆促上阵，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班，晚上就到42街上班，总是干到深夜才回家。
   
   茉莉：听说最初中国人权组织的人穷得差点吃不上饭？
   
   郭罗基：“中国人权”第一年筹到的经费只有五千美元。接替李晓蓉当执行主任的是萧强。筹款的艰巨任务落在萧强的肩上。由于思想紧张，焦虑过度，有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萧强还在情人节到街头卖花，挣点小钱，贴补生活费用。王渝一直在“中国人权”全职工作，不拿一分钱的报酬。非但如此，当萧强没有饭钱的时候，王渝还从家里拿出两千美元给他救急。
   
   茉莉：王渝姐总是这样急人所急。
   
   郭罗基：王渝为人权事业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美国之音的海涛，不知因为什么事对王渝有意见，他打电话给我，问：“你们‘中国人权’的王渝是什么人？”我也不问他有什么意见，只是说：“王渝是什么人？她是只干活不拿钱的人。”海涛马上就说：“那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了。”他连什么意见都没有说出来。
   
   茉莉：还有一位美国人索菲亚，据说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是早期支撑中国人权组织的骨干。
   
   郭罗基：索菲亚（Sophia Woodman），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又懂中文，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她自愿来到“中国人权”，所得的工资按美国的标准是在贫困线上下，而她的丈夫还失业在家。她在“中国人权”负责新闻和研究工作，提出的研究报告以“中国人权”的名义发表或出版，从来不署个人的名字。研究报告大多是英文，向英语世界通报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为“中国人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外界以为，“中国人权”一定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实际上主力军只有苏菲一个人，当然也有别人协助。
   
   茉莉：一想到像索菲亚这样为中国人权事业奉献的美国人，都被后来的权力腐败者逼走，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得用我的采访，把他们的贡献告诉中国读者。
   
   郭罗基：是的，这些“中国人权”创业史上可敬的人物是不应当被人忘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秀工作人员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任安、玮琳、虞平、陈祝怡（Judy Chen）和香港的陈沁等等。但是很遗憾，后来的继承人抛弃了“中国人权”的优良传统。
   
   茉莉：岂止是“抛弃”，我认为是背叛，刘青谭竞嫦们背叛了中国人权组织创建的初衷。
   
   郭罗基：我注意到，茉莉你讲了多次“鹊巢鸠占”，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苦心经营的“鹊巢”，轻而易举地被“鸠占”了。
   
   茉莉：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比喻用得很准确。接着我们还要进一步访谈，告诉读者：中国人权组织这个“鹊巢”，是怎样逐步被“鸠占”的。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200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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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