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作品选编：“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我们流亡西方已经多年，但我们学到了什么？即使是名流聚集、财源亨通的中国人权组织，也没有认真进行过制度建设；即使这个组织里有一些地道的美国专家，也没有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法治制度。

    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制文化真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病菌，不仅腐蚀原本就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流亡者，也能传染给参与中国人权事业的西方人？这也是一个需要作出文化心理分析的课题。

    在本次采访中，郭罗基先生对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有沉痛而深刻的检讨。只要我们还没有失去自我反省能力，我们或许还有救。不可救药的，是那些倚仗金钱权势拒不改错的人。



    茉莉：郭先生，上次我们谈到玮琳写给理事会的信，她说：“中国人权”的根本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制度，特别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机制。玮琳的话，让你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理事的责任。

    郭罗基：如果说，“中国人权”的根本问题是没有严格执行制度，那么，首先要问，“中国人权”建立了什么制度？于是，2004年2月以后，我从研究“中国人权”的章程开始，来思考“中国人权”的问题。

    茉莉：今天就请你具体谈谈你当时对章程的思考。

    郭罗基：我认为，需要研究章程，健全制度，才能改造“中国人权”。

    茉莉：请你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章程。

    郭罗基： “中国人权”先后有三个章程：
    《中国人权章程细则》（1996年7月15日制定）
    《中国人权章程细则》（1996年7月15日制定，1999年11月4日修订）
    《中国人权章程》（2001年）。

    茉莉：这就奇怪了，中国人权组织是1989年成立的，为什么直到1996年才制订第一个章程？

    郭罗基：是的。1996年3月9日的理事会才第一次提出起草“中国人权”的章程。
    理事会的议程上列入：
    11:30—13:00 Organizational Matters（组织建设问题）
    to include:（包括）
    —drafting HRIC's charter（起草“中国人权”章程）
    —nomination of new board members（理事会新成员的任命）

    一个半小时内要讨论两项大事，不可能很充分。起草章程只是提出问题而已。这还是由特殊的因素促成的。因为“中国人权”准备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在那里建立一个办公室，为了在香港注册，就需要提供“中国人权”的章程，否则可能还不会提上日程。

    茉莉：原来没有章程，他们是怎么在美国注上册的？

    郭罗基：我一直疑惑不解，没有章程当年在美国是怎么注册的？后来问了李晓蓉，她说，原来还是有章程的，只是不大完备。但她找不到了。既然原来是有章程的，1996年提出的问题应是"修订"，理事会议程上列入"起草"，也没有人起来更正。

    茉莉：请问1996年的章程是怎么产生的？

    郭罗基： 1996年上半年，起草了一个章程。7月初，理事们收到章程草案的英文稿。7月9日，"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执行主任萧强给全体理事发出一信，说：

    “自中国人权89年成立以来，由于开始数年都在摸索和建立基础的阶段，经费、人员和项目都不够稳定，所以将起草章程的工作拖延了下来，现在一方面是办公室的运作已经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权将要在香港登记注册分部，法律上也需要有完备的书面文件，因此办公室，执行委员会和去年理事会（有误，应是上述同年3月9日的理事会━郭）指定的章程小组一起反复协商，同时接收法律专家的指导，起草了这份章程。并且希望召开一次理事会的电话会议，正式通过这一章程”，还说“希望能够在7月15日完成这些程序，通过最后的章程”(错别字和文句不通均原文照抄)。事实上电话会议没有开。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权章程细则》，却写上1996年7月15日制定。

    连刘青、萧强都不知道原来有个章程，所以有也等于没有。

    茉莉：看来你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对章程并不太重视。那么，第二个章程是怎么回事？

    郭罗基： 1999年1月16日，理事会酝酿增设两位共同主席，因而提出修改章程的建议，成立了由黎安友、谭竞嫦、李晓蓉等五人组成的章程修改小组。章程修改小组于1999年11月4日提出修订稿，交11月5日的理事会讨论。讨论的结果，理事们认为，章程修改小组还需要继续进行工作，应在两个月内完成，提出新的修订稿。虽然章程的修订稿尚未生效，理事会开会之前，9月27日“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执行主任萧强发出文件，以通讯方式选举方励之和伯恩斯坦为共同主席。本次会议就是由他们二位主持的。

    茉莉：哦，原来是为了设共同主席而修改章程。

    郭罗基：直到2001年1月27日的理事会才又一次讨论修改后的章程，更名为《中国人权章程》。第四条“理事会”中的第五项“主席”，增加了“理事会可以决定设立共同主席，两位共同主席分享主席职责和权力，他们均称为‘共同主席’。”而方励之和伯恩斯坦担任共同主席已将近两年。这次理事会的记录虽然写上：Bylaws passed （章程通过），实际上并没有投票表决。

    茉莉：恕我直言，这样做法都不太符合原则。

    郭罗基：严格来说，“中国人权”并没有一部合乎程序——理事会授权起草，理事会讨论、表决、通过的章程。1996年之前，“中国人权”成立之后，在7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可依。1996年之后，不断地制定、修订章程，但有法不依。

    茉莉：早期工作繁忙，财政拮据，同事之间合作融洽，他们也许顾不上制订制度，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但后来制订了章程，为什么也不遵守？

    郭罗基：有法不依的主要之点是：三个章程都有同样的规定：“本组织之官员应当于理事会年会中选举产生。官员任期为三年，得连选连任。官员可以辞职或者由理事会免职或者除名。”本组织之官员包括主席（president第三个章程的中文本译作总裁，但文件上和口头上仍称主席）、秘书（secretary）、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司库（treasurer），以及其他由理事会任命之官员。主要官员“中国人权”主席从未经过选举，更谈不上连选，因而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茉莉：章程本身是否完善？

    郭罗基：章程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任期三年”，“连选连任”，没有连任的限制，等于没有任期的限制，岂非成了终身制？

    茉莉：在《中国人权章程》里规定，理事也是由多数有投票权的理事选举产生，任期二年。那么，可否这样视为，你们理事也是不经选举连任的？

    郭罗基：新任的理事都是经过选举的。章程规定：“理事应当经由多数有投票权的理事于年会中票选产生”。但有时也不按章程办。2000年，在年会前以通讯投票方式选举李X为理事。四位有投票权的理事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应当按章程的规定，在年会上进行选举，让他们申述对李X的反对意见。主事者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执行章程的规定，也没有进一步说明理由。四张反对票是少数，李X当选，但这四位是深知其人的。为了表示抗议，有一位理事从此不去开会。

    已有的理事，每年选举一半。一半是在奇数年进行，一半是在偶数年进行。“任命委员会”（黎安友为主席）事先徵求本人意见，如本人不同意，不再列入候选名单。有时，除了本人不同意的，其余的自动连任；有时，将全部候选名单在理事会上一揽子投票，当然总是全部当选。理事的选举，虽然不健全，还是有个手续，而官员的连任，什么手续都没有。

    茉莉：一般非政府组织对官员连任有何规定？

    郭罗基：也有一些NGO（非政府组织）的章程规定官员是“连选连任”，但大多是无薪给制。他们的任职为尽义务，实际上很少有人寻求连任，如果有人愿意连任，大家求之不得。因此这类章程上规定“连选连任”，无任期限制，不至于产生弊端。象“中国人权”这样领取高薪的官员，没有任期的限制，就难免滋生腐败。而且，“中国人权”章程的规定是“连选连任” ，实际执行是不选连任。

    茉莉：我们这些从专制中国逃出来的人，对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民主运作比较陌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权组织里有不少外国理事，他们为什么不把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民主管理制度引进来？例如黎安友先生，他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人权组织的创立，功不可没，但他为什么没想到要认真制订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郭罗基：是啊，“中国人权”的总部虽然设在美国，并没有学到美国的法治精神。理事会中有不少美国理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带来多少美国精神。“中国人权”还批评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人治，其实自己实行的也是人治。首先是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更谈不上严格执行。

    茉莉：现代社会之所以否定人治，是因为人治比较危险，法治更安全。

    郭罗基：人治的结果是决定于由什么人来治。早年，由满怀理想、甘于牺牲的人来治，把“中国人权”治好了；后来，由思想陈旧、贪财恋权的人来治，就把“中国人权”治糟了。

    茉莉：这个教训实在惨重。

    郭罗基：我作为“中国人权”的理事，深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在此之前，还没有仔细研究过章程。我相信，在理事会中可能有人不知道究竟有几个章程，没有仔细看过章程的，恐怕也大有人在。讨论章程时，我仅就显而易见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没有被采纳，没有被采纳也就不再坚持了。前两个章程，都将“成员” 的规定区分为“正式成员”和“联系成员”。有点象法国大革命后的宪法将公民区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一样，利权和义务是不平等的。我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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