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中国人经历那场疯狂而惨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
   

    他们站在自由土地上，却用玫瑰色般的梦幻情调，崇拜邪恶的暴君毛泽东，并讴歌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不了解真相而造成天真的误读，在文革结束后真相暴露的三十多年间，欧洲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检讨，有的人甚至为此深感羞耻。因此，文革不但是一个需要中国人自己深入反思的大浩劫，对于欧洲人，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
   
    在文革过去三十年之际，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于2005年5月27日，在莱茵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一场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
   
   
    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主持了这场研讨会，应邀出席讨论的德国人有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波恩总汇报主编威斯特霍夫，中国人有德国之声自由记者史明和茉莉本人。在研讨会开始之前，莱茵博物馆放映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1972年，西方知名的左翼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本着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之情，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的记录片。他的本意，是要向欧洲展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想中国，但这位意大利人不肯放弃他的人文关怀，坚持他“以人为本”的拍摄方式，这样，他的影片中就出现了一些中共官方未曾安排的内容，例如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自发的集贸市场、破旧胡同、小脚老太太、……。这就惹恼了当时掌权的四人帮，他们认为安东尼奥尼蓄意“丑化中国形象”，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由此而起。此片在中国被禁三十多年。
   
    尽管这个记录片令中共当局如此恼怒，但在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看来，这个有点诗情画意的影片，美化了当时的现实，完全没有反应文革的巨大灾难性，没有展示出文革中政治迫害的残酷。
   
    因此，主持讨论的冯海音先生说：“刚才我们看了电影，其中的理想主义非常令人振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百多万因文革丧生的死者，没有看到历史的创伤，所以我们应该展开讨论，以弥补影片的不足。”
   
    孩童时代就在北京经历文革的记者史明，谈到他当年在中学参加了批判孔老二的小组，当时他们不给学生看安东尼奥尼的这个记录片，却要求孩子们展开大批判。现在已届中年的史明说，对比文革真实的惨烈，安东尼奥尼影片中的文革太“宁静”了。
   
   
   
    中国的年轻人是否追问父母？
   
   
    研讨会主持人冯海音先生在会前曾和我交谈，他问：“1968年，我们德国的年轻人开始追问父母：你们在纳粹时代中做了什么？不知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追问他们的父母：你们在文革中做了什么？”
   
    今天，世人已经公认，毛泽东和希特勒都是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而文革和纳粹时代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但不同的是，德国人在二战后做了深入的反省和忏悔，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那一代人的罪过，今天德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国家，是与全体人民长期自我脱胎换骨的过程分不开的。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凭吊魏玛集中营时所说:“虽然历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德国最羞愧的历史一页中学得许多东西……这是德国的道义与政治责任。”
   
    那么中国人是否也从文革那荒诞岁月里学到什么东西，承担起道义与责任呢？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了解文革？回答很不令人乐观。我在发言中谈到，对于文革这一践踏文明，毁灭文化，草菅百万人命，株连一亿民众，给国家经济造成八千亿元损失的十年痛史，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态度：掩盖，冷漠，回避、怀旧和拒绝遗忘。
   
    首先是掌权者掩盖历史。因为文革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祸国殃民的罪恶史，作为毛泽东法统的继承者，中共官方从本能上就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掩盖这段历史。其次，拜金主义导致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加上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以人们对文革的罪恶持冷漠遗忘的态度。此外还出现了文革怀旧派，他们大唱文革老歌曲，重新刊登文革画，把文革时尚化。
   
    因为文革的历史太沉重，所以有些中国人就把它浪漫化、轻松化，这中间当然也有不满现实而产生的怀旧的因素。我提到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现在有人开“毛泽东饭店”、“毛泽东书店”而大赚其钱，而在欧洲，以希特勒为书店、饭店命名，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毛泽东的欺骗性，也说明文革的罪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但我们中国总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拒绝遗忘，而把反思文革当作知识分子的使命。三十年来，个人的民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究生生不息，不绝如缕，例如海外著名学者宋永毅、王友琴等人所做的贡献。
   
   
    西方人对抢救文革历史的责任
   
   
    那么，德国人是否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他们今天怎么看中国的文革？
   
    波恩总汇报主编威斯特霍夫当年是一个崇毛的大学生，他的书柜里常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研讨会上，威斯特霍夫说：“我念大学的时代，人们投注极大的热情、在并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去关注中国的文革，其中包括从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了解中国，以美化了的、遮掩的形式。而现在在了解了这么多真实情况之后仍然很少谈论这个问题，这简直就是一个丑闻。”
   
    主持人冯海音因此提问:“对于文革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顾彬教授回答说：“茉莉女士不是说，我们德国因为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反省，那么中国的文革，也就等到他们有了民主了再说好了。我们波恩的一个犹太人纪念碑，不也等了50年才建立起来。”
   
    我接着发言说：“我反对顾彬教授的意见！中国的民主看起来还很遥远，但对于文革的反省，我们却不能再等待。我们需要尽快地抢救这段历史，否则当年的当事人就不在了。”我谈到我的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未遂，现在她已经病重的情况。我还说：“文革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西方各国都有义务帮助抢救这段历史，你们应该支持中国民间独立的文革研究者的工作。”
   
    我的发言获得了观众的满场掌声。我有点感动，德意志民族是号称“哲学民族”的，他们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告别了猖獗的民族主义，其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得以彰显，因此，他们也支持中国人也反省文革的历史。
   
    在德国兴起“中国热”之时，企业经济界只考虑如何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但有良知的德国媒体和学者成功地举办这次学术活动，唤起了德国公众对文革那一场侵犯人权的浩劫的关注。
   
   （原载香港《动向》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