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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在任何大地震发生之前，都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或称为“地震前兆”。本次访谈提到的“执委会六月会议”，就是半年后中国人权组织“人事大地震”的前兆。在这次会议上，共同主席伯恩斯坦先生很不理性地拒绝了郭罗基、刘宾雁和苏晓康等理事的合理建议。由于伯恩斯坦先生在这个组织中一言九鼎的地位，这次冲突导致王渝的辞职，拉开了后来大批中国理事辞职的序幕。
茉莉： 郭先生，上次你谈到，在2004年5月下旬，你和刘宾雁、苏晓康、黄默、丛苏、张伟国、郑心元七位理事，向执行委员会递交信件，提议下半年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中国人权”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选举和任期问题。但是，这样有重要价值的提议，却没有被执行委员会（包括两位理事会共同主席在内）所采纳。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郭罗基： 2004年1月的理事会在 “中国人权” 的历史上是具有突破意义的。之后，2月11日的执委会作出两项决定：清查刘青个人经管的人道援助账目和调查玮琳向理事会的申诉。这是一步前进，“中国人权” 有可能因此走向良性发展。6月1日的执委会公布了查账和调查的结果，触动了某些人的要害，遭到强烈的抵制，形势急转直下，大步倒退，从此 “中国人权” 进入恶性发展。
茉莉： 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郭罗基： 6 月1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过之后，王渝和李晓蓉都给我打电话，说这次会议开得很糟糕，把人气得要死，李晓蓉都气哭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你们气成这样？”她们说，不能讲，会上规定要对理事会保密，谁讲出去对谁采取法律行动。我说：“完全搞错了，执行委员会要接受理事会的监督，怎么反而对它保密？”
茉莉： 这个规定太荒谬了，他们难道不知道理事会是权力机构？
郭罗基： 王渝她们倒是执行了执委会的规定，其实是不应当执行的。非但不应当执行，而且当场就应该反对。我写信给李晓蓉，说：“借口保密搞黑箱作业，逃避监督，与共产党有什么两样？可以说连共产党都不如。共产党还有个保密条例，‘中国人权'连保密条例都没有，随心所欲地要求保密。你们应该请他们制定一个保密条例。”
茉莉： 确实是借口保密搞黑箱作业。
郭罗基： 一连好几天，王渝和李晓蓉两人总是对我说，气得要死，又不能讲。但她们不讲为什么气得要死，我也无法帮她们消气。王渝是诗人气质，她说整天发呆，饭都吃不下，还不敢对她的先生讲，因为十五年来，她的先生支持她在“中国人权”工作不拿报酬。王渝和李晓蓉两人都说打算辞职。我劝她们不要辞职，执委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到理事会上去解决。一个星期之后，王渝跟谁都不商量，就发出了辞职的信件。我赶快稳住李晓蓉，叫她一定不要辞职。
茉莉： 现在看来，王渝的辞职，拉开了半年后大批理事辞职的序幕。听说她在辞职之前一直没有向你们理事汇报真相？
郭罗基： 是的。我们获知内情，是在王渝辞职之后，因为那次会议规定要对理事会保密。王渝在7月21日宣布辞职。辞职以后，她说，好了，我不怕他们采取法律行动了。这才将执行委员会讨论的情况透露出来。我也理解了，那种情况，确实会把人气得要死。
茉莉： 是谁做出这个对理事会保密的规定？这种规定有什么法律效力？
郭罗基： 这个规定不但没有法律效力，而且是违背章程的，章程规定执行委员会要接受理事会的监督，他们无权对理事们保密。执委会中有三位律师，其中的两位，好像美国的法律都在他们的口袋里，动不动就拿出法律来吓唬人。
茉莉： 王渝她们太老实了，怎么能理睬这样无理的规定？
郭罗基： 真是很遗憾，王渝如果不辞职，我们后面的抗争就多一份力量。我们这些理事原来缺乏沟通，导致她在气头上一个人辞职。但王渝在7月21日的辞职信件中，揭露了刘青转移基金的严重问题，使我们进一步窥探到黑箱的内幕。
茉莉： 刘青向哪里地方转移基金？
郭罗基： 一是转移给刘青自己当主席的“公民议政”，几笔钱加起来共五千多美元。这本是“公民议政”成员自己的捐款，因为“公民议政”当时没有免税账号，通过“中国人权”一转，就可以获得免税，实际上是逃税。五千多美元的税款不过是很小的数目，为了贪图这点小利，丢掉了公民意识。
另一笔，从“中国人权”的人道基金中提取一万美元，转给了也是刘青
当主席的“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
茉莉： 王渝的辞职在当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郭罗基： 王渝的辞职是出于自责。她认为，“中国人权”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故而辞职。王渝在辞职信中的揭露，继玮琳之后，扩大了“中国人权”黑箱的裂缝。不仅如此，由于王渝的理事身分和高尚人品，她的辞职行动在“中国人权”组织内外造成不小的影响。于是“中国人权”的危机爆发了。
茉莉： 那次会议讨论了那些内容？
郭罗基： 王渝所揭发的刘青转移基金问题，是童屹在会上报告的查账初步结果。但执委会不讨论刘青的严重违反章程的“利益冲突”，却讨论萧强的“利益冲突”问题。
茉莉： 萧强的“利益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据玮琳说，刘青曾经因此与萧强吵架，吵了六个多小时。
郭罗基： 萧强离开“中国人权”后（仍担任理事兼执行委员），在柏克莱大学负责一个互联网项目。他为这个项目向某基金会申请经费，“中国人权”每年都从这个基金会获得经费。谭竞嫦和刘青一口咬定，这就是“利益冲突”。发放经费的决定权在基金会，不在萧强。基金会可以对二者都给钱，也可以都不给钱；给甲方的钱不见得导致取消或减少给乙方的钱。何来“利益冲突”？
茉莉： 原来是这样。按照他们对待萧强的这个标准，今年的新任理事程晓农，就不单单和他在中国人权组织工作的妻子——“驻组织资深研究员”何清涟有利益冲突了，他本人也和“中国人权”构成利益冲突。因为程晓农长期做《当代中国研究》，一年出四期，每年从美国民主基金会获得十几、二十万美元的可观资助，而“中国人权” 也长期从美国民主基金会得到资助。
为什么刘青不认为程晓农有利益冲突？他们的标准为什么要因人而异？
郭罗基：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教授、律师，除了刘青以外，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什么思维方法如此悖谬？衡量标准任意变换？其原因是他们的主观意图过于强烈，堵塞了头脑。他们的主观意图是什么？逼迫萧强辞职。6月1日的执委会之前，已经放出风声要萧强辞职。萧强对我说，他不会辞职。
茉莉： 但萧强后来为什么还是辞了职？
郭罗基： 执委会炮轰萧强的“利益冲突”后，任命委员会（Nomination Committee）主席（有点相当于组织部长）黎安友又找他谈话，萧强就不得不辞职了。为什么非要逼迫萧强辞职？有深层原因，以后再说。
茉莉： 原来是黎安友在起作用。
郭罗基： 王渝和李晓蓉在会上为萧强辩护，明明不是“利益冲突”，非说他是“利益冲突”；刘青明明是“利益冲突”，非说他不是“利益冲突”。所以她们两人气得要死。
茉莉： 黎安友不是和童屹一起调查玮琳事件的吗，结果如何？
郭罗基： 关于玮琳案件，黎安友和童屹调查的结果，证明玮琳所说属实。他们建议，按照玮琳本人的要求，刘青应当向她道歉。
茉莉： 这个建议很公正。
郭罗基： 这个建议虽然公正，还是不彻底的。既然玮琳是正确的，刘青是错误的，应当撤销刘青“终止”玮琳工作的决定。但就连这一不彻底的建议，刘青和谭竞嫦都强烈反对。刘青和谭竞嫦说玮琳串通他人，将 part time 改成 full time。
茉莉： 这样的指控很严重。
郭罗基： 是啊，所以王渝站出来说，如果工作人员可以私自改变身份，说明行政管理非常糟糕，你们应负什么责任？而且，既然你们知道玮琳私自改变了身份，为什么她去洛杉矶之后还要挽留她继续为“中国人权”工作？王渝的反驳，在逻辑上非常有力；黎安友和童屹的调查报告也证明，玮琳的全职工作人员身份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茉莉： 那就不难作出处理决定了。
郭罗基： 还是很难。这次会议没有作出处理决定，要等到6月10日再开一次电话会议来作决定。
茉莉： 那么，6月10日的电话会议作了什么决定？
郭罗基： 执行委员会居然迁就刘青和谭竞嫦的无理之举，决定向玮琳发出信件，以补发两个月的薪水换取她的签字，今后不再追究（玮琳给理事会的信中说，不排除用法律手段讨回公道）。黎安友自告奋勇，愿代执委会起草这一信件。王渝和李晓蓉指出，即使刘青本人不愿道歉，执委会的信件中应有道歉的词句。事实上，黎安友起草的信件是一篇官样文章，毫无道歉的词句。
茉莉： 对黎安友的这种绝不道歉的官样文章，你们理事有没有抵制？
郭罗基： 6月14日，谭竞嫦向全体理事转发了黎安友和童屹的信件，通报关于玮
琳案件的上述处理结果。我也通过谭竞嫦向全体理事转发了给黎安友和童屹的信件，提出不同意见，我说：
“你们为调查玮琳的申诉案件，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我相信你们是认真严肃的，特此致以敬意。
“你们给理事会的这封信件只是提出一种处理意见。这种处理意见是否恰当，前提是弄清真相、判明是非。我们在考量你们的处理意见时，所得的信息太少。是不是说，全面调查的结果不需要让理事会的全体理事知道？玮琳的申诉是向理事会提出的。对案件的处理，究竟是由理事会还是由执委会作出最后决定？对此我甚为困惑。
“我注意到，玮琳的申诉中强调的是，她作为‘中国人权’的工作人员，人权得不到尊重，甚至表达了愤慨的感情。一般来说，人权得不到尊重是不能容忍的，在‘中国人权’工作人权得不到尊重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一个人权组织在内部不尊重人权，还有什么资格在外部呼吁人权、维护人权？玮琳的申诉是‘中国人权’受理的第一个内部纠纷的案件。我希望经过妥善处理立下一些好的规矩。”
茉莉： 给玮琳补发哪两个月的薪水？
郭罗基： 按刘青的通知，玮琳的薪水以2月16日为结算日。补发两个月的薪水，就是从2月17日到4月16日。但这期间她已不是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补发薪水？没有合理的解释，反正是花一笔钱换取玮琳的签字。理所当然地遭到玮琳的拒绝。
茉莉： 我的一个了解情况的朋友说，他很钦佩玮琳不要金钱要公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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