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周年谈作家──

   10年前在获知我即将被捕时，做生意的小弟跑到我家，将一把麻醉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姐姐，你逃！”

   我为什么要逃，我犯了什么罪？！把麻醉枪和钱推回给小弟，我拿着书本去上课──那是我给邵阳师专中文系的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那一堂课，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给学生念了他们熟悉的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大家的眼睛都是湿的。

   那一刻，以往读鲁迅读得不深、不透的我，突然明白了这位半个世纪以前的思想巨人对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意义──他是一个执着的守夜者，是穿透黑暗和承担苦难的人。

   对人世血泪不懈地关注

   前几天，我们家收到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的一封信。他说，他希望在瑞典纪念“6．4”10周年的烛光晚会上和我们夫妇再次见面。我刚到瑞典的第1年，就曾在“6．4”纪念日里和马悦然先生一起接受瑞典电视台的采访。那时，马悦然先生为我做翻译的反应速度之快、汉语之流利，曾令我暗暗吃惊。几年过去，马悦然先生已经是一位古稀之年丧偶的孤独老人，但他仍然记住了“6．4”，并自愿为中国“6．4”的受难者做一个秉烛的守夜者。

   在欧洲许多国家的纪念“6．4”的筹备活动中，到处都可以见到作家们的影子。瑞典笔会早已和“中国人权”北欧分部以及大赦国际组织联合筹备。我本人则收到了波兰人权组织热情洋溢的访问邀请。他们告知我，我将在华沙大学和波兰笔会的作家们会面。

   茫茫尘世中，作家是提醒人们不忘历史血泪的人。义大利戏剧家、1997年诺奖得主达里欧．佛，曾经访问过一些大学校园，为年轻的学生举办创作学习班和研讨会。令达里欧非常不安的是，他发现了年轻人对许多血腥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达里欧只得耐心地告诉他们关于土耳其锡瓦斯大屠杀，以及那些被指控的罪犯正在被追究的情形：

   　　“这个国家的37位主要的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安纳托利亚镇集会　　以纪念中世纪奥托曼时期的一位著名的滑稽家时，竟然在旅馆内　　全部被诱捕，然后在一个黑夜被残酷地活埋。这场屠杀的大火是　　一群受到政府保护的原教旨主义者点燃的。一夜之间，这个国家　　的37位最杰出的艺术家、作家、导演、演员和库尔德舞蹈家被从　　这个地球上抹掉了。”

   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尘世不公的提醒者，是执着地与黑暗较量的守夜人。

   当坦克、卡车、特种车辆在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别墅只有100米的公路上、日日夜夜不停地向南方──捷克斯洛伐克──开去时，索尔仁尼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苏联纪念10月革命50周年前夕，他写出了决定他的命运的一句关键的话：

   　　“做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这几个字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　　出来的全部结论，是我整个50年来的结论！”

   其后，索尔仁尼琴驾着他的那辆不听话的莫斯科人牌的汽车，开始奔波，为他的结论──“做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搜集签名。再后来，他的苏联国籍被剥夺，他本人被当局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一去20年。

   龙应台怎么比鲁迅？

   曾经以锐利的词锋，“悍然无畏”地揭开台湾社会种种病态的龙应台女士，一跑到大陆就热衷于研究起“上海男人”来。在气氛较为宽松的台湾刮起烧去腐朽的一把霹雳野火，到了迫害人权的大陆就变成了煲鸡汤的温吞火，似乎大陆的一切不义不公，主要体现在家庭里由谁买菜、烧饭、拖地板上。

   一个以社会批评为己任的作家，当她用犀利手术刀解剖了台湾以及一切她到过的国家，却唯独对大陆的中共专制政权收起其手术刀的锋芒，而代之以（手干）［ㄍㄢˇ］面杖。当然，龙应台不是没有在台湾、或者在德国用德语谈过中国的人权问题，但那些文章都是以不惹恼中共、不影响自己在大陆获得的巨大图书市场、鲜花和掌声为限度的，当然也是令西方人感兴趣的。但无论在她居住的欧洲还是台湾，“6．4”纪念会不用等待这位“自由作家”的身影。她忙着出席大陆官方文联举办的各种文学研讨会和各地书店的“龙应台作品签名首发式”呢。

   何其有幸，被我们认为在精神上永远无法企及的鲁迅，在本世纪末，竟然被这位来自台湾的中年女作家龙应台“超过”了──据说龙应台去年10月在西安大言不惭地宣称：鲁迅杂文“不如我”。龙应台批评鲁迅的主要理论是，鲁迅杂文有太多的尖酸刻薄的成分，因而远不如她本人的理性、知性和感性来得伟大。

   一个作家以什么风格写作，那是由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决定的。真正重要的，是他记录了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里，鲁迅看过太多的年轻人的鲜血。他的刻骨铭心、他的忧愤深广，使他的声音在大批懦弱虚伪文人们的苟且之声中显得有点苛刻。但他的苛刻源于他对人们最真切的爱。

   龙应台不是守夜者。她只不过是像台湾商人一样追求自己在大陆市场上的成功。这本无可指责。但是她吹嘘自己的文章比鲁迅好，这种抬举自己、贬低鲁迅的话就离谱得叫人笑话和鄙夷。也许就是因为像龙应台这样圆滑机巧的中国作家太多，这才令一些比她们优秀、并一直坚持为“6．4”守夜的作家，如刘宾雁、苏晓康和郑义等，因此丧失大陆广大的图书市场，并被剥夺回国的权利。永不屈服、永不妥协的鲁迅要是活着，只怕会对此发表更为“尖酸刻薄”的评论来。

   李敖为何替“6．4”屠夫辩护？

   曹长青先生曾经在《民主论坛》发表《这样的“大师”配得诺贝尔奖吗？》，指责中国作家“不敢向暴政说不”，说他们全体一致地对“6．4”屠杀保持沉默。如果曹长青听了台湾作家李敖于去年2月16日在《美国之音》发表的高论，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这位自称是中国白话文五百年来第1人的大作家，以他超人的论辩才能，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引经据典地论证中共“6．4”屠杀的合情、合理、与合法。他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非正义事件，为今天现实中的非正义事件制造合法性。其语之惊人，不怕把我们这等只认人之常情的小百姓吓死。李敖的那些被丁子霖女士指斥为“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从何而来？这个当年曾经受过国际特赦组织关注的台湾老政治犯吃错了什么药，以致他现在要为比他当年反抗的国民党还要专制的共产党作辩护？

   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用来解释之外，李敖的一些自白也可以让人看出其个中端倪。他在其自传里引用别人的话说：“李敖反国民党，着作等身，英勇盖世，积30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李敖拿大陆、台湾的不同地区的民运人士做比较，感叹其“努力与收获之悬殊”，因此深深埋怨台湾这个渺小的孤岛，把伟大的他给“小化”了。这种怀才不遇的不平衡心理，加上大陆新华书店为他的书大开绿灯，汲汲于计较个人恩怨的他便有义务为大陆的杀人政权说上几句“公道话”。他的铁笔铁嘴因此不去指戳凶狠的屠夫，而是去刺伤受难者亲属的痛苦心房。

   使李敖渺小的，不是台湾这个小岛（诺贝尔奖得主中居小岛的不乏其人），而是他自己的品格和心胸。（1999年“6．4”于瑞典）1999.6.4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