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要谈到的“卖国贼”，是指那些既无国土主权可卖、也无国家财产和机密可供挥霍泄露的公民。他们被指控为“卖国贼”，只是因为他们反抗那些顶着“国家”、“民族”的名义的虚伪行径，而始终认同那些高于国族的价值标准。他们富于批判意识，从不简单地认同权势者以及传统的说法和做法。当流行的、被权势者鼓动的浪潮席卷全社会时，他们竭尽一己之力去遏制它。

   毫无疑问，他们是令本国人憎恨厌恶的。然而，被人攻讦谩骂正是他们的光荣所在。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人们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勇敢的英雄，是大写于史册的人。

   在当前由中共当局挑动的反美怒潮中，所幸海内外仍然有少数中国知识份子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他们拒绝做群众激情的傀儡、“爱国比赛”的先锋，而是凭藉自己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真实和真理的的尊重，通过自己具有专业水平的分析，对被认为是“爱国”的政府声明和群众舆论，提出自己的质疑，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

   这些中国知识份子因此被本族同胞指骂为“卖国贼”。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他们：你们其实并不孤独！

   为美国和法国而战的英国人

   今天，很少有人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一句名言：“人人生而平等。”这句名言首先公开见于美国总统杰佛逊（或译杰斐逊）执笔的《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然而，给予杰佛逊乃至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以独立思想启蒙的，却是一个英国作家、人权活动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

   作为一个英国人，潘恩却义无反顾地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由于当时的美国还处在英国的暴政之下，潘恩在费城感到人民反叛的情绪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他即开始投入争取美国自由的斗争。在潘氏看来，殖民地有权反抗英国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税收，因为这个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中的代表席位。然后，他进一步展开他的有关正义的思考，提出殖民地没有理由继续依赖英国的主张。1776年初，潘恩在他所写的小册子《常识》中发展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表达了他关于美国有权独立的观点。他认为从英国分离出来是或迟或早的必然，因为美国已经与母国失去了密切的联系。这种“分离”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和“常识”──殖民地没有必要继续奉献其愚忠。英、美危机解决的最佳途径是美国的独立。潘氏的这篇论文首先说服和打动了后来被认为是美国开国元勋的乔治．华盛顿。

   令潘恩被其母国判处“通敌叛国”罪的原因，却是由于他为法国革命的正义性辩护。1791年至1792年，潘恩先后发表了《论人权》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他在其论文中倡导“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把当时整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贫穷、失业、战争和普遍不满的根源归咎于专制政府。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君主政体，其中不乏触怒英国政府的政治分析。

   该书立即被英国政府查禁。潘恩被定为“煽动诽谤罪”。英国政府并下达了逮捕潘氏的命令。这时他刚离开英国前往法国。结果，他在英国被指为“卖国贼”。缺席审判发生在1792年12月18日。他被判处“煽动诽谤”和“通敌叛国”两大罪名。他的英国公民权也被剥夺了。从此以后，潘恩再也没有踏进自己的祖国。

   既质疑专制也质疑群众

   被英国开除国籍的潘恩，在法国被誉为“自由的象征”，并被授予荣誉公民权。在废除了君主制的法国，潘恩被选入法国议会。

   然而，为法国革命辩护罹罪的潘恩，却在他讴歌的法国革命中被判处绞刑。当时正是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狂热的激进派决定处死国王路易16。潘恩冒着生命危险以他执着的人权理念为国王的生存权辩护。他认为革命可以处死“国王”这一头衔，但作为一个人，路易16仍然有他生存的权利。

   潘恩向法国革命的激进派请求不要处死路易16。其结果是，他自己也面临死亡的威胁。后来幸亏美国驻法国的一位大使竭力营救，他才得以免除一死。死里逃生的潘恩最后去了美国。

   潘恩的遭遇似乎是一切维护人权的斗士的必然命运。真正的知识份子不可能同时效忠国族和真理。他们呼吁给每一个人以基本权利，必然与效忠民族、国家、以及“革命事业”发生冲突。这里有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永恒命题：如果历史只计算国家、民族盛衰和革命成功的价值、而忽略个体的人的生存价值，那么，这个历史对人类有何意义？

   在世纪末欧洲的隆隆炮声中，笔者埋头在瑞典文的史料中寻找，想要探究，为何这个北欧小国的人民幸运地享受了近200年的和平。结果发现，是一代又一代的瑞典“卖国贼”促使瑞典走上了中立、不结盟的和平道路。在这些代代相承的“卖国贼”们的呼吁下，瑞典不但放弃了今天盛产石油的属土──挪威──，还放弃了和他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及制造核武器的权利。在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瑞典人看来，和平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羞辱了瑞典曾经作为欧洲军事强国的光荣历史；他们是“危险的、不爱国的和乌托邦式的”。

   在瑞典历史上许许多多遭人痛恨的和平主义者中，有一位是我们中国人较为熟悉的。他是瑞典最杰出的作家──斯特林堡。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斯特林堡不仅深刻反思瑞典人的历史命运，撰写具有和平主义理想的小说，还长期为和平组织捐款，是和平组织的骨干会员。就在瑞典朝野纷纷摩拳擦掌、要教训想要独立的“挪威公羊”时，这位勇敢的作家竟公然升起一面纯洁的瑞典国旗，上面去掉了包括挪威在内的瑞典联盟标志。斯特林堡还大声地在他的文章中向为了独立不惜作战的挪威兄弟疾呼：“亲爱的，让我们分离！”

   就是这样一批批既质疑专制统治、也质疑群众情绪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对被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爱国情操”进行审查和追问，从而动摇了瑞典人重建昔日军事强权的愿望，使他们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安享和平。

   爱国者首先要反对本国强权

   今天的瑞典人绝不认为他们为之骄傲的作家斯特林堡是一个“卖国贼”。相反，他们认为这些和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反对的是本国的武力行为。

   就像潘恩为美国人、法国人的权利呼吁、斯特林堡为挪威人请求和平、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为本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深感耻辱。1974年2月12日，索氏以“背叛祖国”的罪名被拘捕，其主要罪证是他在巴黎出版了揭露斯大林劳改营生活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当时，即使是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受过残酷折磨的苏联人，也冲着他大喊大叫：“我们也在劳改营呆过，但是我们不出卖自己的祖国！”

   五月中旬，笔者访问了波兰，并在华沙大学做了有关中国人权问题和“6．4”纪念的演讲。会后，一位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老汉学家“语重心长”地教育笔者：“不要忘记你的祖国！”

   因为受到过上述各国“卖国贼”们的精神感召，笔者平静地回答那位老汉学家说：“就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所以我才来到这里说中国的人权问题。”

   哪儿有不正义存在，哪儿受到损害，爱国者就应该在哪儿挺身而出。这个世界看来不再会有什么伟大人物。正义感似乎也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世界仍然需要有这么一些超越狭隘的国族立场和利益集团的“卖国贼”，需要有人敢于做“抚哭叛徒的吊客”，需要真正的爱国者坚持其作为民间人士干预国是的角色，绝不放弃手中的批判武器。只有这些被认为“卖国”的少数人能够影响多数人，这个充满争端和威胁的世界才不会令我们绝望。（1999年6月于瑞典）1999.7.8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