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原则和理念──

   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20世纪没有多少东西是值得夸耀的。

   刚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悲哀地叹息：“垂垂已老的20世纪像它的幼年期一样毫无进步。”波兰女作家辛波丝卡早就质疑道：

   　　“我们的20世纪比从前更好？　　　但这从来没有验证，　　　……　　　太多的似乎不该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

   而在历史学家房龙不拘时空的笔下，早已作古的十六世纪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对20世纪的人们的情况有着令人惊奇的了解。这位文艺复兴的健将对房龙说，20世纪的人是一些可怜的、爱欺诈的蠢人。虽然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做事的速度比16世纪坑卩了，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持的标准和问题却是：

   　　“人们彼此之间是否比我们更能和平相处？他们是否以比我们更　　合宜、更宽容的态度彼此相待？……”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次热战、冷战以及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各种不人道的行为，使得二十世纪的我们对伊拉斯谟的问题无言以答。

   他们给新世纪带来信心

   正当我们以惶惑不可知的心情去迎接21世纪时，来自挪威的消息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在12月10日──本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给“无国界医生”的颁奖辞称：“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从不放弃这个超越一切的使命。他们自我牺牲的贡献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信心：下一个世纪将会比我们经历的这个冲突激烈的世纪更好、更和平。……”

   追踪这些年轻医生们的事迹是令人激动的。那些大都是来自欧、美各国的白人医生，几乎是准备好自己的骨灰盒后冲向人道救援的前沿阵地。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无国界医生”看作一个救死扶伤的慈善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救助者。相反，他们是保守传统的反叛者。在反叛之中，他们创新了人权理念并身体力行。

   于1971年初创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其一些早期骨干成员出身于法国1968年5月学生风潮，因此曾有“嬉皮医师”之称。但是，他们是巴黎5月狂热过后灰烬里的火种，是灿烂和肤浅之后的冷静深沈。在他们的理念中，更多地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传统人道主义以及唐．吉诃德式的侠客作风和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近30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舍弃了优裕生活工作条件的年轻人，见证过无数战乱和饥荒、无数难民的鲜血和尸体，见证过各国政府牺牲弱者的权谋和卑劣。他们因此走向成熟和壮大，并超越专业的局限，自觉地承担起对人类苦难的责任。

   “沉默意味着杀人”

   和素有盛名的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决裂，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创立的原因。虽然也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但红十字会组织在后期的工作中趋向保守。为了获得当地国政府的入境许可，他们要求自己的成员严守“沉默”原则，甚至参与了一些政治游戏。笔者本人就亲耳听到一些来自非洲的难民对红十字会表示愤慨。他们指责红十字会在厄立特里亚的战乱中站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一边，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

   1968年，刚毕业的法国医生顾希内被国际红十字会派遣到非洲比亚法拉，和他的五个同事在一个灾区工作。在后来的两年间，那里有20万人被杀死在河流里。当时红十字会要求其成员对可怕的真相保持沈默，被这些嫉恶如仇的法国医生所拒绝。年轻医生们认为，他们有义务揭发和谴责政府屠杀无辜百姓的罪行。

   已经有不少医生在救助他人的工作中丧生。但是，他们知道有更多的难民死于凄惨和痛苦、死于世界的沉默和冷漠之中。就是这种沉默催生了胚芽──“无国界医生”脱离红十字会独立诞生。他们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救援组织：不把援救工作当作施舍，而是帮助人们重新获得人的权利和价值，因此，绝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事情闭上眼睛。

   对于红十字会长期标榜的“中立原则”，无国界医生批评说：“沉默是对中立原则的误解。……我们不能确证呼吁总是能拯救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沉默就意味着杀人。”为了不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无国界医生组织内部实行经常的人员调动制度。他们不让任何人呆在办公室变得僵化，而是不断地让年轻人负起重任，以保持这个组织的民主作风和永久的青春活力。

   “人道责任没有国界”

   除了反对红十字会组织的保守作风之外，无国界医生的另一个最具现代精神的反叛是无视各国国界的存在，而把“有权干预”和“干涉的义务”等词常挂在口中。

   每时每刻，“无国界医生”的医生、护士以及其他援救人员都做好准备，要求在一昼夜之内开动前往世界上任何危机地区，而不顾当地政府是否许可。因为每一分钟都会有人死去，所以他们只听从受难者的呼唤，而不承认国界可以阻碍他们的人道救助责任。当其它援助组织申请正式许可而不可得，或者行动缓慢无力时，无国界医生早已用各种方式偷渡国界，率先进入需要抢救的地区，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对他们来说，人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字眼，而是在血与火中抢救生命的抗争、是强行干预、是死而后已。

   这种近乎粗鲁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当然也就为制造灾难的各国政府所仇视和防范。1999年，无国界医生在救援东帝汶和车臣的行动中，都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法国分部的年轻主席──一位来到挪威领奖的代表──痛苦地告诉记者说，他希望是那些等待他们救助而不得的人获诺贝尔奖。由于有一半的国界冲不过去，因此他们觉得对不起那些等待救援的受难者。

   在世纪末的黯然之中，无国界医生们强烈的世界公民意识、正义感和责任心，以及他们高扬的反叛精神和“人权高于国界”的宗旨，给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想主义的一片星光。（1999年12月诺贝尔日于瑞典）2000.1.5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