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北欧，我经常有机会参加各国的一些妇女组织的活动，得以就近观察这些生活在世界女权最高的国家的女性们。同时，北欧的女性也希望从我这里了解中国妇女的情况。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女性的历史和现状。

   北欧各国的政府、国会里英姿飒爽的女部长、女议员占了近半数，就任首相、副首相的也不少，女人精彩起来比男人还要精彩。我感兴趣的是，当女人掌握了权力，她们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是否也和男人一样？即她们是否已成为“穿裙子的男人”？一位叫玛利亚的女教师 告诉我，她们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的芬兰女政治家除了穿着女性化之外，还力图使自己保持亲切、关怀的女性气质和说话口吻。瑞典环境党的一位女领导人，当她在电视上呼吁反核保护环境时，她所使用的女性话语让人觉得她就是邻家的那位大嫂。

   在北欧传统文学里，田园式的生活、温顺的妻子，一直是女作家笔下的主题。尽管如此，比较而言，北欧的妇女还是要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受压迫的女性境遇好得多。在男人们出外经商或走向战场的历史时期，女人们勇敢地承担起管理农庄的重任。工业化的初期，妇女们就纷纷走向城市独立地自谋生计。所以，北欧的妇女较早就获得了选举 权。在婚姻爱情方面，现代北欧妇女可以充满独立精神地去爱。国家的各种照顾妇女儿童的福利制度，使她们完全不必把婚姻当作职业，不必低声下气讨好男人去换取饭票。享有自尊的女人自由地在爱情中寻找幸福的源泉。

   中共成功地“运动”了妇女

   回顾中国妇女的历史和现状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和多灾多难的国家命运相比，历史上，中国妇女的命运加倍的悲惨。即使是对中国女性史了解甚少的北欧妇女，她们也略闻中国妇女裹“三寸金莲”的羞辱的历史，并追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仕女画里的美女都是“樱桃小 嘴”。在贞节牌坊大、女人脚要小，“笑莫露齿”、嘴也要小的时代，女人只能做依赖男性主人生存、为他传宗接代的奴隶。

   在中国女性漫长的黯淡低沈的天空中，曾经有过两次惊雷闪电。一次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当时的起义军里就有一支女军，她们勇敢地协助男子冲锋陷阵，试图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未来天国。另一次是1919年的“5．4”青年反帝、反封建运动，“妇女解放”的口号被再次提起。然而两次短暂的抗争都没能解决妇女受男性压迫的问题。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江泽民在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的讲话）。那个像男人一样爱打高尔夫球的陈慕华女士也宣称：“占全世界妇女人数的5分之1的中国妇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给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带来光明。”于是中国的文人墨客们也提笔撰文，从各方面比较“中美妇女的状况”，证明“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状况从总体上要优于美国”。

   平心而论，共产党的到来确实使中国妇女的处境得到了改善。由于早期的共产党具有崇高的理想色彩，由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里包含着妇女解放的理想，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想要夺取政权时，他们许诺给一直身处劣势的中国妇女一个前所未有的男女平等的美好世界，从而发动无数的女知识份子和女性工农为他们去宣传鼓动、去浴血作战。一句话，共产党成功地“运动”了妇女，从而打下了红色江山。

   1998.7.18 a --------------------------------------------------------------------------------

   中共政权的男权本质──在北欧看中国女权（3之2）──

   踏着无数追求自身解放的妇女的尸体和鲜血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政 权，也确实在法律上、政治上作出一些新的举动，赋予妇女一些新的权利以保护其利益。一夫一妻制的确立，甚至使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好色皇帝毛泽东也不敢公开地在江青之外另娶三宫六院。中共还使妇女摆脱了传统家族的禁锢，获得相对的经济独立。

   尽管如此，中共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专制政权。虽然笔者是没有脱帽的“反革命”持不同政见者，在指责中共是男性政权、“运动”妇女却并未彻底解放妇女时也不能不举事实、摆道理。一个参政权的问题就很可以说明中共的男权性质。

   陈慕华女士在她滔滔不绝的、论述中国女权之高的文章中，骄傲地举 到了新中国的几位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及副主席等国家高级职位的女性。众所周知，在中共政权里掌握过高层权力的女人，都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夫人。由此看来，中国妇女的参政不取决她的才干和品德，而是取决于她们所嫁的男人的权位级别。其他参政的几个女副总理、女部长，不是做花瓶摆设，就是通过跟随男性、认同专制政权而获得提拔或指派。有谁见过一个中国平民女性，像北欧女性一样，因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通过民主选举而获得政治高位？

   现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女委员聂力等人的呼吁也很有意思。前年12月的新华社报导，全国人大的聂力、林丽韫等五位女委员在常委会大会上发言呼吁，要求提高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率，以充分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据聂力们说，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妇女只有19人，仅占总数的12.3%。

   初读此消息令笔者惊喜，以为这是中国女性的权力意识觉醒的表现。而后才想到：聂力、林丽韫何许人也，高干子女、不代表台湾人的“台湾代表”政治花瓶是也。这些进入权力之门有了权势的特殊阶层的女性，她们什么时候和广大平民妇女的命运认同过？什么时候为平民妇女呐喊代言过？她们只是听命于男性权力集团并成为男性政权的工具，所以，并不代表中国女性群体的她们，能被男性政权挑选出来加以利用，作为中国妇女参政的“象征”。

   1998.7.21 c --------------------------------------------------------------------------------

   没有天，哪有“半边天”?──在北欧看中国女权（3之3）──

   没有天，哪有半边天？！如果整块天不是属于人民，那么从这块天上勉强割出的那么一小片，也只给中共的高干妻女们、给那些依附男人并依仗自己的性别在政权中的少数性优势往上爬的“花瓶”们提供争 名夺利的机会而已。这样的“妇女参政”比率再高，与中国社会下层受尽苦难的女性何干?

   中国妇女从未在真正的意义上参政。中共却一再鼓吹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男女完全平等”的国家。没有独立的非官方的妇女组织可以存在，没有自由新闻予以监督，在这个“男女平等”的中国，妇女受歧视、受欺凌甚至被剥夺基本人权的现状，光是显露“冰山一角”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一、据1987年中国的人口调查，男性在全国范围内比女性多出3,243　　万人。几千万失去踪影的女性，她们有的在娘肚里就被流了产， 　　有的被扔在街头，有的父母不给报户口。而据中国政府民政部年　　鉴的官方报告，中国孤儿院的孤儿死亡率是60%以上，其中除了　　少数病残男孩以外，绝大多数是女孩。二、自从我们知道的中国四川省因饥荒售卖大姑娘以来，近20年中，　　中国已有几十万妇女被拐卖。中国政府虽制订了保护妇女、打击　　拐卖妇女的犯罪的法律，但实际上为这些被拐卖的农村妇女做得　　很少。地方干部甚至同情花钱买女人的买主，受了贿赂便保护人　　口贩子等犯罪者。三、据1982年中国的人口统计，12岁到40岁的中国妇女占全国文盲总　　数的76%。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女人，其家庭的文明程度可想而　　知。妇女的高文盲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杀女婴、疾病及环境污染　　息息相关。然而中国政府只是在纸上保证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在实践中却并未为在男尊女卑文化中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的女孩多　　做点什么。

   此外还有最先被解雇下岗的城市贫困女工，有经常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农村妇女，有“找工作难”的女大学生，有自愿或被迫沦为流莺暗娼的待业女青年。她们的处境都在在证明她们作为二等公民和二等性别的存在。

   关注这些“第二性”的命运是比呼吁人大常委会多几个女委员更重要 的事情。因此北欧的女性朋友们总是追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中国的孤儿和妇女？”这令笔者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的肤色多么不同，我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女人。

   笔者对中国男女平等的前景未敢有半点乐观。一个中国大陆的女记者在瑞典访问时，和瑞典同行私下里谈到中国的妇女问题，一再嘱咐：“请你不要把这些写出来，我还要回国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人权、民主这些世界公认的价值观至今仍被中国政府所拒，中国民间那些雄赳赳地向西方说“不”的大男子，绝不会为上述哭泣挣扎的小女子向本国的男性专制文化及男性政权说“不”。 一场更大的、更混乱的争夺金钱和权力的战争已经在邓后的中国打响。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下层女性，她们的将来更令人担忧。

   1998.7.2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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