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萧伯纳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诺贝尔发明炸药倒可以原谅，而设立文学奖则象一个魔鬼的主意不可以原谅。”不过，这位专写社会冲突的英国剧作家最终并没有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他把1925年的奖金捐给了英国与瑞典的文化交流事业。萧伯纳的幽默只是说明，文学这东西不能用磅称，不能用尺量，设一个文学奖太难办了。

   为诺奖的高贵而坚持

   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种文学观念，一万个人可以有一万种审美趣味，众人的口味难以调和。但是，诺贝尔所设的文学奖，要说困难也并不困难，它其实只须遵循一个观念──诺贝尔本人的文学理念。在有关中国人获奖的议论纷纭之时，我钻进瑞典图书馆，不依不饶地去解读诺贝尔规定文学奖的“理想倾向”，因此被一位朋友戏谑为：“原教旨主义者”。

   在什么立场也不必坚持、什么理念也不必信仰、什么都讲实用而“无可无不可”的时代，被人封为“原教旨主义者”，当然说明我本人的顽冥不化与观念陈旧。然而，我明白自己的坚持与执着，根植于对诺奖本身品格的极大尊重与信赖。

   去掉大慈大悲的“普渡众生”，佛教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丢弃“超越国界的救死扶伤”，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再执着于“人文主义的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就不成其为诺贝尔奖，而可能贬值为一个“纯文学”奖，甚至沦落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游乐场”，让东方人、西方人一起玩得就是心跳。在这里，所谓的“宽容”和相对主义的文学鉴赏观，反而是使诺奖失去高贵与尊严的最大威胁。

   诚如金钟先生所说，政治因素的考量是诺奖的“应有之义”。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便可以发现，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旗帜的反极权倾向，既是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也是这个奖的目标。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权威性、全部历史声望，其实就靠政治性的“理想倾向”来维持；至少，在极权制度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之前，它的声望也只能靠这种倾向来维持。

   目的是给予人们反抗的勇气

   为了说明反极权是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诺贝尔本人的文学倾向。

   以发明家和工业家著名的阿弗雷德．诺贝尔，在青年时代的梦想却是成为一位作家。当时，精通法语的诺贝尔经常出席巴黎的文艺沙龙。他最崇拜的文学家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最欣赏的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社会底层人们的人文关怀。在雨果83岁寿辰时，诺贝尔曾拍发过这样一封电报：“伟大的大师，愿你长寿以使这个世界陶醉并传播你的博爱的理想。”这句话可以视为诺贝尔对文学奖的一个注释。他最心仪的获奖者应该是“传播博爱理想”的人。博爱的另一面是抗争。雨果曾经因为参与政治而流亡。尽管雨果本人不赞成巴黎公社革命，但在公社失败后，他竭力维护被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的人权。

   此外，诺贝尔终生倾慕的老朋友──奥地利女子贝莎．冯．苏特纳、1905年的和平奖得主──，曾经撰写过一部题为《放下武器》的反战小说。1890年诺贝尔致信贝莎，称那是一部“值得景仰的杰作”，具有“风格的魅力和思想的崇高”。在这里，诺贝尔提到“崇高的思想”，是理解他后来在设立文学奖时强调“理想倾向”的一个标杆。1893年，诺贝尔在逝世之前，曾经和贝莎在一封信中谈到他设立诺贝尔奖的目的，明确提出他希望改革现存体制，避免社会滑向野蛮主义。

   身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代，诺贝尔早就预料到20世纪将要产生的两大灾难──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撰写《诺贝尔传记》的瑞典人勒尼．范特，视诺贝尔为“一位新的恐怖政体的预言家”。因为，诺贝尔早就预言：“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开展活动，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诺贝尔对极权制度将要产生的不幸预言，表现了他设立诺贝尔奖时的期望──给予人们以反抗极权的勇气。诺贝尔遗嘱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在千百万人死于极权制度的时代，还有什么人能比反抗极权的勇士更配获得这份礼物呢？

   今天有人说：“文学奖又不是和平奖，它不需要那么多政治倾向。”说这些话的朋友不可忘记：文学奖与和平奖来自同一个遗嘱。它要求授予的同样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唯一的不同是，文学奖只授予用笔创造人类最大福祉的人。

   “文学良心”铸成诺奖权威性

   但是，诺贝尔没能预料到，一百年后，在一些早已摆脱极权制度的国家，会出现新的后现代问题，并因此产生后现代人的文学心理需要。然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最后一个极权制度没有完结，诺贝尔文学奖就没有理由放弃它反极权的使命。为此，发达国家应该顾及仍处在专制下的人们的文学需要。事实上，笔者自从流亡瑞典这些年来，目睹各位得主来瑞典领奖，领略了他们反极权的人文关怀。这里只举两位在诺奖讲台上为中国人权呼吁的获奖者。

   1994年12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发表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充分体现了他本人一再推崇的“积极的人道主义与积极的文学观”。在演说中，除了对日本的战争罪恶表示痛苦的赎罪之外，大江还特意呼吁：“我对中国那些自天安门事件以来被剥夺自由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演说结尾时，大江说出自己的信念，“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于钝痛中接受一切被害者的苦难。

   去年的获奖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演说，更可视为一篇反极权的宣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今天，在诸如中国、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对于在奥斯维辛之后如何写诗的问题，格拉斯豪迈地回答：“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

   就是一个个这样坚定的“文学良心”，百年来如同一长串宝石珍珠，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镶嵌得闪闪发亮，铸成它不可企及的权威性。为了维护诺奖的高贵与尊严，为了一些不能入选的宝石，百年中，瑞典人民曾经发起过好几次抗争：由于托尔斯泰、斯特林堡等杰出作家不能获奖，瑞典媒体曾经集中火力，对当时瑞典文学院的保守和偏见进行猛烈的抨击。因此，笔者认为，不管中国人是否得奖，我们中国的作家不可忘记英国诗人济慈的忠告：“只有将世界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才能登上文学的巅峰。”请相信，反抗极权的文学终将因为它贴近被欺凌的弱者而与世长存。(200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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