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高行健作品又没有这样那样偏见、也不存心去捍卫什么名人权威的读者，当他们看到崔卫平绘声绘色地模仿一个“简单粗暴”的年轻编辑，寥寥数点批示，就把高行健那名不符实、缺点多多的小说《灵山》退将回去，大都会由衷地欣喜：哈，这个崔卫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怎么可以把我们读了高行健之后的真实感受，如此清清楚楚、这么俏皮有趣地说出来？

   深沉不被理解的悲哀

   我是在崔卫平的著作里认识了她。托人从国内买了好几本崔卫平写的文学评论，我把它们放在床头，一有空就去聆听扉页照片上看起来很秀气的卫平，将各种文学现象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中体会她的灵慧与深刻。以卫平文学理论上的才气与造诣，写一部评论高行健的书也游刃有余。然而卫平不肯写。她认为高行健对于过去和现在、将来的中文写作不构成任何维度，不提供任何灵感或刺激，写起来没有意思。不仅是崔卫平，我认识的好几位中国杰出的文学评论家，都是嫌高行健的作品“太无聊”而不肯出手写评论。

   然而，崔卫平的悲哀在于，不管是欢呼她的、还是斥责她的，人们大都只注意到这封退稿信独特有趣的形式，而无视、或者说根本理解不了崔卫平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处于这么一个遥远的地位，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所尊重，因而他们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个国家的政府长期拒绝和遮蔽自己人民的声音，因而这些人的声音也几乎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听见，也逐渐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和无关紧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这次诺奖的结果，在我看来，是一次了解和认识我们自身境况的机会。”

   卫平本来不是把这样沉痛的话说给大众听的。她只是在和朋友推心置腹。以一个专业文学研究者求真的学术精神，在中国官方禁止讨论高行健的时候，她和朋友私下探讨对高行健获奖的真实看法。据说，是朋友中的一个太喜欢这封信，于是劝说崔卫平把它在网上公布出来。没想到这就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他人议论的中心话题。我猜想，这不是沉潜于学问的卫平所愿意的。网上读者大都求新鲜、求刺激，呼啸而来，绝尘而去，谁能认真体会国内学者在认识自身境况之后的悲凉？

   “毁谤者往往是正确的”

   而我，一个钦佩崔卫平的见识与才华的海外读者，却有着更多的悲哀。一个童言无忌地直指“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会令普通小百姓恍然大悟，却使得皇帝的随从们恼怒万分。因为，这个孩子的诚实无欺，衬托出他们的盲从与迷信。

   人们往往以为那些拿出许多吓死人的专业术语、吊上一大串书袋、做出深不可测的样子、存心云里雾里让人读不懂的评论家，才是真有学问的。出于中国人的“乡愿”传统，他们习惯于接受不痛不痒、温柔敦厚的评论家。为名人辩，为权威讳，处处替贵人着想，誓死捍卫贵人声誉。这样的评论，我们在此次诺奖之后见得还少吗？值得省思的是，这一类乡愿评论竟然大都是海外文人利用他们的海外自由写的。

   许多貌似“简单粗暴”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其中往往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196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危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这位流亡国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拉美作家，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获奖演说，就非常“简单粗暴”地宣称：

   　　“拉丁美洲的小说，我们的小说，不能背叛我们已经形成、并将　　继续形成的一切伟大文学精神，如果你仅仅写作娱乐的小说，那　　就烧掉它们！”

   崔卫平只是戏谑“退稿”而已，而这位诺奖得主却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要求“焚书”。这位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创人补充说：“这也许是我们以传播福音的热情来传播的一个信息。”即当他的祖国在不自由地呻吟之时，只沉浸在无聊的娱乐中的作家作品，是该受到这种被抛弃的待遇。相信这位拉美诺奖得主不会真的去焚书，正如北京崔卫平也没有真的退回高行健的稿子，他们只是以稍微过激一点的方式，传达出清晰有力的理念。

   有趣的是，当年瑞典文学院对阿斯图里亚斯这样的“简单粗暴”不但报以掌声，而且尊称他为“拉美精神与未来的代表”。应该感谢一些人把崔卫平这封私下戏拟的退稿信，闹成一个著名的大批判靶子。这样，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读了高行健作品之后，大都会对这封名声远扬的退稿信报以会心的微笑。

   在这里，笔者请论战双方的各位记住：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最后、最高的文学判官不是瑞典文学院，也不是我们这些在海外闹闹嚷嚷的人，而是中国广大读者——有着几千年文化背景、有着自己独特审美经验的中文读者。笔者相信，目前被禁止阅读与讨论的广大中文读者，总有一天会对高行健作品做出与迷信权威者不同的评价。

   在去年纪念瑞典文学院成立250周年的庆典时，现任文学院院士、诗人劳斯-福塞做了一首《古风颂歌》，其中谈到历史上瑞典文学院的错误与疏漏。他在诗中这样承认：“毁谤者往往是正确的”。

   更多的问题不容回避

   时间，总是有利于追求真实的、有见地的评论家。这一点笔者毫不怀疑。崔卫平贡献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一封别致体裁的退稿信。实际上，她在致朋友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更重要的问题。

   这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有：中文读者这次完全被排除在外，瑞典文学院不把中文读者放在眼里；所谓的“流亡作家”只是肤浅地反应祖国现实；没有逃亡的人是否有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损害和痛苦需要理解；中文本身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它不被翻译就不能受到关注；人们对于某些话题（比如人的权利、自由民主等）的耐心是否已经完全失去？

   面对这些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这个在瑞典生活多年的人感到很难过。瑞典是一个最讲平等的正义民族。然而，这次诺奖结果表明，瑞典文学院淡忘了诺贝尔的遗嘱，继续重犯他们100年来多次检讨的错误——“欧洲中心主义”。

   与仍居祖国的崔卫平不同的是，对我这样的异国流亡者来说，高行健获奖事件意味着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尤其是关于流亡者对母国的态度，以及个人流亡的价值选择：我们是否可以东、西方共建“国际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还是义无反顾地“归化”到国际享乐主义中去。

   西方知识份子曾经长期讨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怎样活下去。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提出：“高行健获奖之后我们怎样写作？”的问题，即中国文学怎样保持自己的自尊与自信，怎样在自己的传统上重 建文化人格，以道德理想以对抗虚无。我们期待崔卫平以及海内、外更多的专业评论家，放弃他们对高行健作品不屑置评的的想法，让严肃负责的批评推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2001年2月18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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