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申办奥运的游戏已经胜利结束。但海外人权人士对待申奥的态度，至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持支持中国申奥态度的人说，他们是“爱国”的。持“中立态度”的人说，他们要“面对中国人民”，所以不能轻易反对。为了提高我们大家对人权组织、人权人士角色定位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就“面对人民”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瑞典人前几年也为瑞典是否申奥困扰过。当时，为了了解民意，权威调查机构做了一个负责任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百分之四十几的瑞典人反对在本国办奥运；其他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没有表态。那么，支持申奥的公民不超过一半，因此，瑞典申奥的议程就暂时搁置下来。

   记得当时中国奥运会的一位女性官员到瑞典考察。她在电视上说，她对瑞典人不赞成申奥感到很惊奇。其实，对于一个民主富裕国家的居民，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一）瑞典政府是合法的民选政府，它不需要依赖主办奥运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藉以巩固政权；（二）瑞典人民是有自信、有尊严的人民，他们不需要依赖主办奥运来弘扬什么“国威”，以掩盖自己的自卑和自傲。相反，瑞典人担心他们绿色的环境被奥运巨大的体育设施所破坏，担心闹闹嚷嚷的体育竞争会扰乱他们平静的生活。

   我们看到，即使是这么尊重民意的瑞典，他们暂时不申办奥运的决定，也只能代表一部份人民。“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体名词，任何政府和组织都很难代表其全体。如果谁要象中国政府那样，动辄以全体人民的民意发言，那么，他绝对有行骗的的嫌疑。何况，在中国申奥问题上，中国政府从来就不让反对者发表看法，从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全国性调查，谁能肯定地说，中国申奥是全体人民真正的愿望？至少，在笔者所认识的国内朋友中，就有不少人对中国申奥表示愤怒与悲哀。

   既然连最民主的政府，都只能代表大部份的人民（没有一个民主政府获得过百分之百的选票），那么，定位于为中国人权事业服务的组织和人士，他们有必要为所有的“人民”服务吗？如果他们注定只能为一部份人民服务，那么，他们应该为哪一部份“人民”服务呢？

   例如，国际大赦组织的宗旨决定，它只关注遭受酷刑、死刑的犯人和政治犯人的人权。如果这个组织要面对所有的“人民”，那么，它在许多国家的分部都要解散才是。因为，不少国家的人民是赞成死刑的。你要符合大多数民意，你这个组织就不要存在了。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组织或人士，只能关注少数人权被剥夺的弱者，而根本无法也不需面对所有人民。相反，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要反对自己的国家和大多数的“人民”。如德国纳粹时期的反战组织“白玫瑰小组”，在绝大多数德国人拥护希特勒的时候，他们豁出生命，也要抵抗希特勒和丧失良知的本国人民。

   主办奥运是一种奢侈的光荣，而不是人民生存的必需。把这种光荣的花环献给一个专制政权，是对奥运和平理念的粗暴践踏，是对中共血腥镇压人民的承认。这是一个违背原则的问题。就在海外讨论一些中国人权人士在申奥问题上的态度时，国内的一个“6．4”受害者——被子弹打中腰脊髓导致下半身瘫痪的庞梅青──给我来信。他讲述了在申奥前后、中国政府变本加厉迫害人权的亲身经历，痛切地质问：“奥运宗旨还存在吗？”

   笔者只能再次忠告那些矢志捍卫中国人权的组织和人士：我们只能为人群中被侵犯的弱者服务；他们可能只是少数，但他们的权利是不容剥夺的。一个人权工作者不能象讨好民意的政客，必须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念，而绝不应该被所谓的“民意”所支配。（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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