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入狱记事──

   1989年血腥的“6．4”之夜，在从收音机里获知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的消息之后，我所任教的湖南省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马上举行追悼会。当时我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我在5月26日为了制止两个学生去天安门自焚，就跟随他们去了北京，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那里一边等待人大会议的召开，一边习学迎接期末考试的情景。所以我谴责李鹏政府的镇压罪行来得分外愤怒。在演讲中，我和本校师生们一起为北京死难者痛哭流涕。

   谁知这一哭就哭到监狱里去了。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年。

   在像猪圈一样乌黑熏臭的女牢里坐着，我自己倒还清醒：既然要痛骂这个杀人的政权，被他们惩罚报复也理应咬牙承受。但是高墙电网之外，我的亲戚朋友们全都傻了眼：从头到脚，茉莉这人就没有一点政治味儿，怎么会突然成了我们那个城市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我的嫂子去南岳山求神问卦，以证实我确实在那个年月有不可逃避的牢狱之灾。我的那些有学问的女友们，也开始钻研《易经》等深奥著作，以究天人之变：连学校换了几任校长书记都不甚了了、只知埋头教书相夫教子的茉莉，怎么一下子就把国家大事扛到肩上去了。

   我的律师很可怜我。这位由中共司法局指派给我（由我家自付费用）的一级律师，在关押我的看守所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党组织决定，不能为你的案子做无罪辩。我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指示。”

   我当时立即请这位律师走路，说我根本没有罪，你如果不能给我做无罪辩，就不需要你为我辩护了。后来这位很有名气的律师对别人说，他之所以忍受我撵他走的态度，并不是在乎我们家付给他的那些律师费，而是可怜我一个女人将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据他对我的了解，我这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只是一时悲愤说出了那些反对政府的话，到了判刑的时候就惨了。他希望为我在承认有罪的范围内尽量减轻我的刑期。

   后来这位律师也还真的这样以他的方式帮助我。当我以半年关在黑牢里的时间猛读法律所掌握的知识，在法庭上条分缕析地为自己做无罪辩的时候，我的律师和他的助手在一旁大敲边鼓。他们甚至不知从那儿找来了我当年的一首小诗，那是我在“四人帮”刚倒台时写诗抒发自己对中国的希望。他们当场宣读，以此证明我一贯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应该从轻惩处。

   我的公诉人──代表国家起诉我的检察官──也很可怜我这个不懂政治的女人。他尽量收集我的种种优点，在公审大会上起诉我时，也说我是一位工作很不错的女教师云云，就是“因为不读马列主义著作，才在动乱中走上犯罪道路。”

   公诉人的话引起旁听观众的哄堂大笑。整整一天的公审，我的每一次自我辩护都获得上千听众的掌声和赞叹，而公诉人的每一次指控听众都发出“嘘”声和嘲笑声。尤其是在我指斥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要求他们给曾经阻止学生自焚和卧轨的我以奖励时，听众的欢笑和掌声更是热烈。我感到自己不再孤独，因为人民与我同在。心地不坏的公诉人比我更可怜，作为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他在公诉人席位上面红耳赤、坐立不安。

   一个不懂政治的女教师成了“反革命”叫大家跌破眼镜。而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更叫中共眼镜大跌。他们满以为我会在开庭时为求减刑哭哭啼啼低头认罪，所以他们安排在市委宽阔的大礼堂，在大学生休息的星期天公审我，以杀一儆百，让学生们吸取教训。后来倒是中共从公审我的大会上那雷鸣般的掌声里吸取了教训。自公审我之后，湖南省规定，对所有的“6．4”政治犯只准开“小庭”，只用选拔听众的方式进行审判了

   公审判决之后，我被警车押送到长沙女子监狱去劳改。我带去的判决书令那里的漂亮女干警花容黯然（她们大都不戴眼镜），因为我这个需要严厉镇压的反革命在判决书上的全部罪状，只是追悼会上的五句话，例如：“总有一天，我们要修建一座更高大、更壮丽的民主女神塑像：”、“总有一天，我们要用李鹏政府垮台的捷报，来告慰烈士的英灵：”等等。那些见过杀人放火犯罪大世面的监狱女干警，怎么看我也不像一个可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失去故园流亡异乡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不懂政治的。如果政治意味着争权夺利，那我永远也不屑去懂。但是，当政治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人权的关注，意味着一份社会责任和义务，我怎么能不去关心和参与呢？

   既然我们注定要在一个铁血的世界里生存，既然历史要用残酷的事件抹掉往日女性的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自己的本心，对强权说出真理，在需要的时候拍案而起。虽然理想主义者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回报，但是人生因此不虚此行。

   1998.8.21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