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958年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的特殊历史，既少见于各种反右回忆录，也被当今的一些被认为是反映西藏全貌的大作所忽略。

   这个问题触动我，是在一次我和藏族老弟达瓦闲聊的时候。他谈到当年他这个读汉族武侠小说着了魔、动不动就两肋插刀的毛头小伙，之所以在青海监狱里老老实实地坐牢6年而不越狱逃跑，就是因为担心连累他的那位曾经是一个老解放军排长的汉族管教干部。这位排长在1959年的“平叛”战争中因为阻止机枪手追杀藏族妇女儿童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

   这之后，我便留意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说老实话，看这些材料时，我的眼睛一直是湿湿的。我真是为我们有那样人性高贵的汉族同胞而骄傲！

   在残酷的战争中做一个人

   达瓦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年打架手痒、从中共政法干部一下跌到监狱里的达瓦，很快就因为他的侠气仗义和热心助人而成为青海玉树州监狱藏族犯人的头。青海的监狱一直有许多从中国内地押送到环境恶劣的高原劳改的汉族犯人，一般都是犯了重罪的长刑期囚犯。他们和当地藏族犯人之间的种种恩怨故事，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达瓦汉语好，能说会写，不但受藏人同胞的信任，也很得汉族管教干部邢元昌的器重。那时邢元昌经常派他和一个同案犯上山去采蘑菇以改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熟悉当地地形的达瓦，逃跑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伴经过艰难的内心挣扎，都坚持不逃，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好汉人”邢元昌的感恩之情。

   邢元昌原来是1950年代末期进藏“平叛”的解放军排长。当年南征北战打顺了手的毛泽东，操纵起“平叛”战争这架疯狂机器毫不手软。宁静而广袤的青藏高原被蹂躏的惨象比比皆是：焚毁的村寨寺院、荒芜的土地、人们生离死别、……。

   被战争毒化的还有人的心灵。当年入藏的解放军战士大都是我们汉族的一些淳朴的农家大孩子。可是当他们遭到藏族游击队的顽强抵抗、打战打红了眼、仇恨在心里像毒瘤一样滋长时，他们也就像后来“6．4”中的军人一样，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大开杀戒。

   令排长邢元昌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他手下的一个机枪射手疯狂地向对面山上奔跑逃走的藏族妇女儿童扫射时，他一脚踢翻部下的机枪，严厉训斥说：“那边奔跑的人都是妇女儿童，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你瞎了眼睛吗？！”

   这个严重的“错误”被揭发出来，邢元昌成了右派后被遣送回陕西老家。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他才摘帽回到青海玉树州当了一个小小监狱管理员。

   邢元昌先生现在想必已经是退休老人了，我在遥远的北欧向他致敬和致谢。在残酷的战争中他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一个人。他以20年当右派、受惩罚的经历，证明了我们中国不乏良心未泯的高尚汉人。

   “李、洪、秦反党集团”上书毛泽东

   小小排长当右派的邢元昌的故事，在当年的西藏只是小事一宗。当时驻藏党、政、军工作人员中级别最高、规模最大、最震动人心的一次整肃，是“李、洪、秦反党小集团”事件。驻藏38军参谋长李觉、后勤部长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三位少将级以上的军官，因为联名上书毛泽东，而被毛泽东以“三人思想叛党、有意扩大西藏地区的艰苦、出卖祖国边疆领土、阴谋组织小团体”等罪名打成右派集团。这个案件所牵连的400多人，全部被逮捕押送内地劳改。

   读一读李、洪、秦三位将官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叫人击案长叹。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李、洪、秦三位，是当时西藏军区高级干部中的杰出人才。他们中的参谋长李觉曾经化装成商人，跑遍印度实地调查印度的军政情况。出于对毛泽东的耿耿忠心，他们背着十八军党委，联名上书毛泽东，其主要意见是：

   建议中共不要急于从内地调大批人员进藏。因为当时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不影响党的基本政策的推行，西藏的反共势力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急于派重兵进藏不但以当时中国国力来说得不偿失，而且容易引起全体藏民的反感。

   建议中共军队不必在边境设国境线，只需选择重点建立国防工事足以适应喜马拉雅山的情况。因为据李、洪、秦三位的调查，邻国在边界线上很少设防，尤其是印度独立不久，正忙于埋头建设和改善国民生活，并无扩军备战，不可能威胁西藏。如果中国操之过急地封锁边界只会劳民伤财。

   比“西方帝国主义”提议更早

   李、洪、秦三位将官秘密向毛泽东上书的建议，其内容和30年以后达赖喇嘛对美国国会演讲的被称为“五点和平计划”的内容相似，都是希望汉人不要移民西藏太多，不要重兵驻扎，以维护汉、藏两族人民的和平安宁和共同利益。

   如果毛泽东听取了这三位的意见，那么情况将会怎么样呢？祖国的疆土不但不会因为他们三人的建议而被“出卖”，相反，一部中国现代历史会因此大大改观：西藏问题不会成为一个国际难题，达赖喇嘛和十几万藏民不必背井离乡流亡40年，1962年的中印战争将因此避免，许许多多的无名的汉族边防战士不必因为高原的严寒缺氧，而毫无必要地牺牲或残废在雪山哨所，……。

   但是，一心要做大中国皇帝的毛泽东是不会听取忠言劝谏的。他在1956年底收到李、洪、秦三位的上书时，正忙着在内地“引蛇出洞”，收拾那些在大鸣大放中猖狂的敌对分子，所以暂且把西藏的上书搁置一旁。待到1957年12月，内地的反右运动基本上结束，他老人家才把李、洪、秦三人的上书以“叛党”的结论发回西藏军区，在山高皇帝远的青藏高原点起了熊熊的反右之火。

   历史总是选择人们不愿看到的结局。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总得从历史的惨痛中领悟一点什么。

   挖掘出一段西藏特殊的反右史，我们将会看到：那些身处高原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四十年前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共当局有过什么警示？为什么当今达赖喇嘛和国际社会的提议与40年前的三位驻藏汉人李、洪、秦的意见如出一辙？这难道是我们的大中国主义者气势汹汹地指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所能解释的吗？

   李觉、秦志植、洪流三位先生，你们今天是否还健在？既然历史记住了彭德怀，记住了马寅初，那么历史也应该记住你们！

   为内地大饥荒哭诉有罪

   上述的案例都是一些进藏汉人因为帮西藏说话或保护藏人而被打成右派。他们或者是不忍心看到部下大肆屠杀藏人，或者是主张温和地对待旧西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不要汉人大批进藏以激起藏民的反感。

   另外一些读来令人泫然的西藏反右资料，则是当年驻守青藏高原的汉族官兵因为表示了他们对内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家乡大饥荒的情况不满，而被一批批打成右派，用铁丝捆绑押下高原回乡劳改。

   由于西藏反右比内地晚了一两年，那里反右的内容与内地相比也有不同。当时内地大饥荒已经出现端倪，许多官兵回家乡探亲发现家乡的悲惨情况，回到西藏后便对党组织发牢骚。

   当年驻藏18军主力5师155团1营参谋长徐金陵在反右会上诉说：“这次组织上准许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80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在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每月只准买18斤杂粮，饿得真难受。你是解放军军官，又是驻守边防的，政府一定优待，赶快去买点粮食给老娘吃，就算没有白养你这个宝贝儿子。我跑到粮食局，那里的干部说，没有购粮证不能卖粮食给你。我只得把所带的两个月的粮票留下给母亲，为了节省粮食，我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回部队了，连找爱人都无心去找了。……”

   炮排少尉林圭请假回成都老家，一路上没有踫到一个像样的人，只在火车站看到几个叫化子，还有一点人气。他便质问：那么多的干部是否都是人面兽心，否则为什么让老百姓这样挨饿？为什么不革命时比革命还好？

   这么一大批为家乡大饥荒哭诉的驻藏官兵，就这样成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的下场大多是立即被逮捕捆绑回内地判刑。少数官兵以自杀抗议，如18军军部材料科中校张科长，当场用手枪对准头颅自尽。

   达瓦老弟经常对我说：“我们藏人真命苦！”他也知道，当年我们的那些驻藏汉人也有不少好人和藏人一样命苦。

   我盼望有更多当年的西藏右派撰写他们的回忆录，盼望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去考察西藏的那段特殊的反右史。这不仅仅是要让那段血泪故事在历史上留下印迹，而且，这也将有助于我们今天在研究解决西藏问题时换一副眼光看问题。当年那么多了解西藏真实情况的驻藏军区的汉族右派们，他们的故事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当年的对处理西藏问题的看法，竟然和当今西方的那些为西藏争取自由人权的人们的看法惊人地一致。

    　1998.9.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