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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共第2代领导人交给第3代领导人的政治旗帜。据说,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说,这条道路是中共第2代领导人在经济上“打左灯,向右转”的托辞。有人说,它是在政治上既拒绝走西方自由竞争道路,又要修正教条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藉口。然而中共改革开放、走这条道路20多年的政治实践,已经使人们逐步认清,这条路线的本质,在于既确保中共政治地位和权贵利益的不受挑战、又推动社会竞争,在政治上抵制民主化,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化。 既然中共在政治上搞唯我独尊、拒绝监督与制约,在经济上“开放搞活”、鼓励竞争,它就必然造成全国规模的不平等竞争,从而产生无法摆脱的社会腐败。现实的中国社会,已经是无官不贪、无贿禁行。社会腐败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于是,中国民间盛行这样的民谣:“中国特色一大怪,腐败份子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由改革开放调动起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的冲动,在仅仅10年后的“6.4”血案中灰飞烟灭。民间又流行一首民谣:“全党腐败,全军走私,全民赌博”。
于是,一面是灯红酒绿、公款嫖娼、歌舞升平、“50年大庆”;另一面是贫穷失学、下岗失业、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邓大人”在动用坦克、拒绝政治改革、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再次建立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当代塑雕。 人们心如明镜:在“竞争”中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大多不是工人、农民、知识份子,而是手握权力的贪官污吏、借水行舟的“太子党羽”、钻政策空子的大小倒爷、和酒吧里捧红的歌艺明星。至于那些“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子女,甚至不能走进自古以来便可自由来去的自然公园、人文景点。虽然那里的土地、财富和文化是“公有”的,“社会主义”的高昂门票是他们吃了上顿不知下顿的下岗父母所买不起的。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竟然是一条通往不平等竞争的腐败路线。 有竞争难免产生差别。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差别,是在政治民主、权力制衡、广泛社会监督条件下的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下产生的。虽然竞争往往也很残酷,但并不盛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去骂娘”的民怨。因为,人们的成败、得失,接受的是自然法则的裁判。与此相反,教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差别,却是保障红色权贵利益不受挑战的、不允许竞争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条逆自然、反竞争的政治路线,列宁塑像倒塌了。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辙,但又绝不想放弃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只好穷尽心思地拒绝确保公平竞争的民主化改革。因此,它就必然走向一条比“不竞争”或“自由竞争”更糟糕的“不平等竞争”的腐败道路。于是,决定社会权力与财富分配的不是人的能力、贡献与付出的大小,而是权力操纵、长官意志和裙带关系。于是,社会便贪污腐败、权钱交易、黑箱作业、民怨载道、民谣四起。 朱镕基在人大9届3次会议答记者问时,意味深长地希望人民给他一个“清官”的评价。他知道在中国“清官”难得啊。他希望自己能“出污泥而不染”。但是他应当也清楚,在这片腐败的土壤上面,人们是不能够提着头发离开大地的。不是吗?也许他的总理一职当之无愧。但那不是他得之于在公平竞争的选票箱里领先群伦。这不能不让海峡彼岸的陈水扁见笑了。 如今,不要说西方发达国家,即使东方的韩国、印尼,甚至俄罗斯,有哪一个使用先进工具创造财富的国家首脑不是公平竞争的产物?那种仅从邓小平个人政治交待中获得合法性的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资格与克林顿、普京比肩、与陈水扁握手?江泽民不是提出要“三个代表”吗?在使用全球转动的卫星、电脑时,他不停地封杀新闻自由、设置网路“防火墙”,不贯彻全面开放、机会均等的物理法则,他怎么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在以崇尚人的个体自由为核心的知识创新时代,他不停止镇压异已、侵犯人权,不尊重所有人的政治自由,他又怎么可能代表“人权高于主权”的人类先进文化?在对抗社会走向死亡的今天,他不全面接受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新文明政治理念,不在公平竞争的选票箱里接受人民的权力委托,他又怎么可能代表全体人民? 自从有了“社会主义”,这个世界凭空增加了多少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多少军队、多少军火和多少监狱!浪费了多少人类无比珍贵的时间、财富与生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早早关店,不仅是大陆人民的大幸,也是全体华人和全人类的大幸!(2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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