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今日世界，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类自我分裂、相互对抗的旧文明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也使传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受到挑战。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人类“类”化意识──，正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的哲学命题，在主权淡化、国界开放时代凸现出来。人类开始在21世纪的新文明起跑线上，超越党派分野、阶级阵线、民族自守与国家对立，以“类”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来调整思维、反省历史、批判现实和创造未来。

   所谓“类”的概念，也就是人类在彻底结束自我分裂与相互对抗的旧文明历史过程中，认知自身的普遍性价值抽象。“类”的概念，等于人类的特定质料（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加特定的实现形式（平等互利与协商合作）。人具有自由与创新的共同潜能。而这种潜能只有在平等与协商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以全面实现。由此可见，自由与民主，是作为人“类”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和潜能与实现的一种逻辑关系上的把握提出来的；是人类走过漫长苦难历程感悟自身价值而形成观念上的理性提升。“类”的概念是完整的、普遍的，不容立场上的敌友与主奴关系分割。我在《新文明圆和思想宣言》一文中谈到∶“任何从意志出发，将共同享有独立、平等与自由本质的人分割为敌我对抗关系的理论，都不仅是对人性本质的背离，也是反自然的。”本文所言的“类”的含义，是把所有人作为一视同仁的宇宙间最完整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思维抽象与理性抽述；是把人区别于自然生物而放在社会意义和世界范畴内的知识。

   在人类步入后对抗时代，“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判断的形成，正是在圆工具全球化旋转推动下，人类“类”化意识逐步走向成熟的政治旗帜。由今日时代人们“类”概念及其话语体系所形成的“类”文化的核心，就是捍卫人权；而它的政治自觉正在于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社会民主的政治世界化秩序，即保障人的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得以社会实现的权利要求。总之，人类全球化的法律意义，正在于无一例外地在世界范围内用制度来保障人的自由与创新潜能得以最完整的实现。任何政府都不得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非法侵犯或剥夺人权。

   然而，当今世界仍有一些旧文明政治势力的代表及其文化“服务者”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之后，使用“国家主义”的陈词滥调抵制政治世界化潮流，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抗人类“类”意识的觉醒，和用文化特殊性排斥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形成。他们从在“暴力革命”过程中所倡导的阶级价值、政党价值、领袖价值，后退到推崇国家价值、民族价值和文化传统价值，以求开辟以主权对抗人权的“新对抗主义”的战场。然而，国家观念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立场与原则。它相对于世界观念的广阔性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固守的是民族的意志、情感与认识。它相对于人类意识的宽泛性是渺小的。文化特殊性所体现的是自我的、个别的、特定的价值。它相对于全球普遍价值的全面性是偏颇的。因此，主权所关注的是国家的、民族的和特殊的价值；而人权所关注的则是全球的、人类的和普遍的价值。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权是一切权力之母。今天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正在于它在价值判断上已经完成了“国际法高于国家法，人类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普遍价值高于特殊价值”的共识，即对人的普遍价值的尊重，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形成了全球无疆界的主流思潮；而人类“类”思想的诞生，必将导致“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横扫东西、波及全球。

   目前，中共作为旧文明势力的最后政治代表，总是“独臂倒立看世界”，正在拼凑一些守旧国家，站在国际文明潮流的反面，背对世界，反观历史，倒映现实、螳臂挡车式地抵制“人权高于主权”的人类普遍价值观。他们不仅在对抗时代始终站在斯大林、金日成、布林波特等反人权立场的一边，而且在后对抗时代，同样站在反人类的萨达姆、米洛舍维奇等人一边。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个合法政府敢公开主张用暴力解决国内纷争，而中共政府仍声称对台“决不放弃使用武力”。1989年“6．4”血案已10载有余，中共竟至今不仅毫无反醒、悔过之意，反而继续封杀新闻、侵犯人权、镇压民主党、围剿法轮功，并以民族主义和“文化特殊论”，排斥已为国际社会所共认的普遍价值。这就必然导致中共倒行逆施，形成反人类“类”化意识的“新对抗主义”价值观。因而，中共也就无法避免一次又一次被国际社会推向人权被告席，年年都在重复别人无权“干涉内政”的苍白辩护。

   由此可见，中共至今还没有感悟，21世纪全球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是人类“类”化意识的政治自觉。（2000年7月5日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