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当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20年经济改革的历程，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今天建立在社会对抗基础上的全球旧文明已走向没落，世界的中国一样在时代交替的震荡中阵痛，一样在十字路口上迷惘。

   长期以来，中国的治国精英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习惯于将中国置身于世界之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因强调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而不接受世界交往“游戏规则”的约束。我们的史学家们甚至也往往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简单、孤立、直观的研究，因而也就往往不得要领，难以自圆其说。

   其实，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全球旋转的“半个圆”。只有把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中去把握、定位，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必须走内圆外和的治国之路，进而拨正中华民族划向新文明的航船。

   中国作为东方古文明的“半个圆”，早在18世纪便与西方工业革命的那“半个圆”，共同从“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中打斗着走了出来，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阴阳合抱”，结为再也分不开的全球圆体。整个人类二百多年来的近代史，不仅表现为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人文革命，也表现为相继而来的中国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现代意义上的那条“阶级斗争”链条，不仅把马克思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也把斯达林与罗斯福“对立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从西方开始的工业化圆工具革命，前所未有地把世界浓缩为一条很不起眼的“太空船”，中国的《太极图》和“普遍和谐”思想与西方的电脑程式同样具有“软体”意义上的应用价值。

   西方近代文明与进步，与他们善于在文化冲突中积极吸纳分不开；而中国近代的愚昧与落后，同样与自己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分不开。结果是：中国的精神财富往往在西方开花结果。今天在如此一个后对抗的全球变革时代，中国的治国精英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对抗说不、排斥西方所具有同样灿烂的文化资源；有什么理由仅仅信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拒绝格劳秀斯、斯宾诺沙、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

   中国的出路在于合抱世界、同步旋转；中国的发展在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中国的希望在于吸纳、创新、“二合出三”。与世界合圆着的中国，只有从文化层面上彻底摒弃简单、直线、对抗性的思维，全面接受“二合出三”圆和新思维，同时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全圆运动，才能趟出改革的“深水区”，迎来圆和宪政变革的新纪元。

   判断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一种改革主张的优劣正误，不应着眼于政治家的个人好恶和眼前利益，而应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今中外，许多有识之见都不屑于一时褒贬、逐一朝风流，反倒会因其超前性而貌似“迂阔”，但最终会为实践所验证。宋孝宗年间成就的《永嘉先生八面锋》，可谓一部治国方略奇书，倍受历代政治家推崇，有“家传人诵，与六经并轶”之说。该书开篇有言：“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阔而不可行，及要其终而究其所成，则夫取利多而终以无弊者，无有能过其说。”

   国家兴衰在人治社会里，往往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差、一言之别。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仁人之言的原因。今日中国虽在向法治社会发展，但言论的重要意义仍然不可忽视。特别对那些治国精英来说，言论正误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荣辱与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才在科索沃中国大使馆被北约误炸导致的极左回潮雀吵又起后，不揣浅陋，谨以民间布衣的一孔之见，力排煽动人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走极权政治、强兵“说不”的老路，提出圆和宪政新方案（参见《中华圆和宪政变革论》），并力主国家将治国方略维系于“内圆外和”的基点之上。

   所谓“内圆”，也就是首先要在国家内部实现政治宽容的和解政策，容纳对立，平衡关系，建立广泛的民主协商机制，变一切消极力量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一党天下”的局面趋向萎缩，社会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利益纷争相对明朗。国家内政必然要反映这种变化，保持各利益关系平衡。因而“内圆”的丰富含义也就含概了中华大家庭内部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不同民族的妥协与包容；各政治派别、利益集团、不同政见、信仰、价值观念的妥协与包容；多数人权益与少数人权益的妥协与包容；集体观念与个体自由的妥协与包容；中华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妥协与包容。由以上诸多方面共同妥协包容形成的合圆统一，将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政治神经圆通、经济脉络圆动和文化思想圆和，遵循社会发展的“节约原则”，最大限度地在减轻变革阵痛的前提下，激发出全民族的创新精神。

   中华民族要实现内部的合圆统一，决不能再搞党迷信、压制不同声音、否定多元差异性、消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不能压制正义，不能压倒社会进步。腐败不除，社会不公，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的。社会稳定只能在解放思想、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用变革与发展来促进社会公正、保障权力制衡、维护公民权利、最大限度地容纳差异与对立，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所谓“外和”，也就是从外交思想上彻底摒弃对抗意识，不再对国际社会进行阵营分割、敌友划线，而应“山川纳污”，相容天下，保持积极中立，发展与一切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今天，我们首先应承认旧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自觉接受当代社会文明准则和“人权高于主权”的限制，善于合作，积极妥协，勇于与一切国家言和。

   所谓“言和”，是指国家外交指导意识上的战略言和和整体形象意义上的政治言和，以彻底结束毛泽东“一边倒”思想哺育下的新老红色将军们好斗、好战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国际具体事务上“说不”。“说不”应从“和”的立场出发。今天的国际社会应为合作而斗争，而不是为了对抗而斗争。中国未来最有前途的政治领袖，必然是在内政、外交上力主和解的领袖，而不会再是坚持对抗的政治领袖。

   圆则通、则顺、则有效率；和则兴、则达、则发展。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内圆外和”的发展道路，推行以“四权五化六主张”为目标的宪政变革，圆社会全面进步之梦，才能从根本上重塑国家的圆和形象，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对抗走向死亡。言和赢得新生。

   总之，古老的中国将以自己的泛爱、非攻、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精神资源，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与普遍人权价值观，在借鉴世界先进圆工具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同时，接纳世界先进思想及政治制度之长，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华文化特性的新文明内圆外和治国之路。